《菸害防制法》的是與非

【新國際論壇】《菸害防制法》的是與非(2011. 12. 16 《新國際》)

【編按】

台灣《菸害防制法》的修訂,每一次都更為嚴苛、緊密,吸菸者被以董氏基金會為代表的社會勢力形塑為一個「想像的民族」──「吸菸族」。該族的行為不僅危害他們自己的健康與生命,並且至少在兩方面危害了「共同體(社會/國家)」的健全:1、經由他們自己的健康損害使公共衛生醫療資源負擔增加;2、經由菸品有害物質的散逸,危害其他家庭 / 社會成員的健全體魄。因此,吸煙被界定為一種危害自我與公共利益的行為,必須經由國家公權力的介入、防止並控制。

究竟如何看待菸害防制與社會道德、產業、文化和公民權利之間的關係,本次的《新國際論壇》從各個不同的面向進行探討,並析解「反菸」運動與「反反菸」或「吸菸者權利」運動背後的深層思維。

 

主持人:朱政騏(「相思草人權促進會」理事長)

 

與談人:彭佩佩(「相思草人權促進會」創會發起人)、丘延亮(中研院副研究員)、唐諾(作家)、蘇偉碩(精神科醫師)、「無用兄弟」樂團二人、鍾秀梅(成大台文系助理教授)、李文吉(攝影家)、Amy(相思草人權促進會會員)、鍾俊陞(大紅人間藝文餐坊老闆)、林嘉信(相思草人權促進會理事)、蔡維仁(中華民國菸業協會顧問)、林深靖(作家)

 

紀錄:張郁琳

 

 

朱政騏:我們先請彭佩佩女士介紹「相思草人權促進會」,她是小說家,同時也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

 

彭佩佩:相思草由網路起家,2011年6月18日正式通過內政部立案,並召開成立大會。我們將相思草定義為人權社團,以對抗日益壯大的反菸勢力與反菸文化霸權。相思草的路途遙遠,希望之後能透過各種型態的聚會,集結眾人的聲音。

 

朱政騏:謝謝彭女士的介紹,我們首先請丘延亮老師發言。

 

抽菸作為一個反抗的姿勢

丘延亮:我有時會想:馬的,沒有菸,我這輩子會是什麼樣子?或者,沒有菸,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文學會是甚麼樣子?生活若沒有因為抽菸而受到壓迫,又是甚麼樣子?我老早就開始抽菸,但是,也從一開始就不斷受到壓迫,各式各樣的壓迫都來自抽菸這個行為。所以,我在想,我的反叛性格跟抽菸很有關係。抽菸作為一個反抗的姿勢跟反抗的身體實踐,對我的成長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透過講故事的方式來說明我和抽菸的關係,因為這讓我們的生命當中存有實在的經驗。比如說,我當憲兵時因過胖──100公斤──身形龐大而沒有合身軍服,我穿的是香港衫與黑腰褲,跟大家都不同,別人一眼就認得我。當時被送到泰山新兵訓練中心做農工,主要的工作是去河裡搬石頭,四個月的新訓,光是搬石頭、鋪石頭就花去兩個半月。雖然在營區管制嚴格,但一到河邊就不一樣了,我學會「摸魚」這件對男生的成長而言非常重要的本事。摸魚時做甚麼好呢?抽菸!但是,如果被抓到的話,下場淒慘。不僅關禁閉,還會把菸插滿鼻子、嘴巴,叫你抽,猛抽,嗆得要命……

另一方面有趣的是,我們當兵報到時,一個人配給到五包「新樂園」,但新訓中心不許抽菸。雖然軍菸不能賣到外頭,但是,軍中福利社買得到,而且就是一包五塊半的軍菸!不能公開抽,我們躲在廁所抽,如果不幸被發現,除了菸被沒收,還得受懲罰,隔天又要花錢去買菸!在軍隊中為了抽菸所進行的艱苦抗爭真是洋洋灑灑。但是我覺得,當時在這種艱困環境下抽到菸,於我而言,就是過癮,就是勝利。

大家會想說,我這麼大一隻,穿的又不是軍服,一定很容易被鬥爭。但,鬥爭的經驗早在唸高中時就開始了。當時上軍訓課,因為抽菸,我一個人跑操場,大家在樹下納涼。我心想:我流汗,是在為人民服務,很好!

我在想,生命當中如果沒有菸,會缺少一些東西:滄桑。這些滄桑讓我成長、讓我變成更好一點的人,也可以認識到很多側面的東西,很多要面對的問題,而且單單是拿著這麼一根菸,就可以幫助我超脫,也許,這就是「精神勝利法」!

關於抽菸還有一件值得回憶的往事,那是發生在我坐牢期間。我在白色恐怖時期被列為政治犯。(編按,丘延亮因參與讀書會組織,成為思想犯,於1968年7月被捕繫獄,與小說家陳映真、畫家吳耀忠、詩人林華洲等人同案,丘延亮以「預備顛覆政府」罪名判刑6年。) 坐過牢的人都知道,抽菸是坐牢的生命史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有人想盡辦法,把精力都放在「能抽到菸」這件事上面。我們坐政治牢是不放封的,若想抽菸就必須培養出銳利的雙眼及靈巧的動作,因為有人會在某些地方丟菸蒂,我們當中最機靈的人,一看到菸屁股就會在百分之一秒的剎那之間把它撿起來,接著若無其事地走開。若是撿到沒有濾嘴的菸屁股,我們會把它重製成五、六條細細的長菸,這就是俗稱的「老鼠尾」。那麼,如何點燃「老鼠尾」呢?我們把棉被的棉絮塞在牙膏的鉛管內,再用碎玻璃摩擦生熱,一瞧見火苗冒出就用嘴巴呼呼呼死命吹,直到火花冒出趕緊點菸。拼了命點著的菸,一人一口輪流抽,大家滿足得不得了。當然,後來還有其他方式可以得到菸屁股,譬如,有位理髮師傅身上藏了一大堆菸屁股,他幫我們剪頭髮的時候,「咚」的一聲,菸屁股就掉到我們的汗衫裡,那一天就會特別幸福!

 

運用「禁止」營造權威

軍隊及監獄戒菸的道理就在於:它運用「禁止」來營造權威,這就是權力的遊戲。重要的不是你做什麼,而是他們不讓你做什麼,這是它們的操作權力的機制。

禁菸這回事,從社會、人文的意義來檢視,便是如此。這是在表達一個已經無能到沒道理可說的權力機制,用以表示它還能在個人生活中給予持續的壓迫和控制。

在美國歷史上最清楚也最荒唐的案例就是:曾經讓右派政客大賺其錢的禁酒令。(編按,美國於1920到1933年期間實施禁酒令,這段期間,也是貪瀆、賄賂、暴力和組織犯罪最為盛行的時候。)美國極右派組織和教會大力支持禁酒令,禁酒令一下,黑市私酒大發利市,培養出諸如布希家族這種靠販賣私酒獲取鉅利的大資本家,美國禁酒的荒唐史,今天竟在台灣重演!

戒菸也是荒唐的事情,我是時而抽時而不抽,偶爾也會興起「戒掉它」的念頭。我把戒菸視為「issue」以及莫名其妙的壓迫和挑戰,它同時也是對自我存在的質問或扭曲。抽菸是很複雜的現象,不但是抽菸的動作與抽菸者的身體產生關係,而且可以看見抽菸者在社會裡的位置──在壓迫序列裡的位置,然後,怎麼從一個被作賤的地方,殺出重圍,拯救自己。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抽菸」的作用與意義。闢如,1954年,第一次金門炮戰爆發,蔣介石把俞大維從美國找回來擔任國防部長。他回來後立即下令海軍陸戰隊,一定要在24小時內搶攤……實則是為了搶到公賣局的香菸,因為「抽菸」是讓官兵守下去的必要手段。又譬如1999年九二一地震發生時,餘震不斷,災區居民透過抽菸安撫心緒,他們自嘲這叫「哺菸等地震」。

抽菸這件事,從生產、消費到一般人生活與生命的歷程,皆息息相關。這當中充滿了各種喜怒哀樂、滄桑與反叛,也充滿了人世的荒謬與荒唐,但也看到了個人在困難的環境當中,藉著這小小的物質,展開自己與自己的對話。

因此,在精神病院與安寧病房禁菸是非常殘忍的事情,偏偏我們的菸害防制就是這麼殘酷、赤裸。當然,從某些方面來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抽菸變成世界體系資本主義的一部份,這當中很有爭議的就是:抽菸影響健康與否的最大宗研究者就是菸草商,而現在世界上鼓勵禁菸的是生產戒菸藥品的藥廠,這真是個瘋狂的世界!

再來,談到稅收,假若抽菸要罰健康捐,也許我們可以把這原則推到極致,譬如,吃麥當勞也應該課徵健康捐!假如健康捐這個邏輯存在,那麼,應當被課稅懲罰的,抽菸絕對不會排在第一順位。

我們必須思考一下「禁」是什麼意思?「禁的操作」是什麼意思?「禁」是哪一些人如何利用國家機器來控制與表達?最後,我想說的是,反禁菸是我們作為一個人的判斷力和選擇能力的保障與要求,因為這也是人權的一部份。

 

中產階級建構的偽神話

唐諾: 禁菸這件事確實讓我有些感觸,也讓我感到懊惱。懊惱的原因是:我在跟沒腦的人打交道!

我們的生活環境裡頭充斥著各種不安的因素,這裡面我貢獻的不多──我不開車、不用手機,唯一的一項就是抽菸。我的人生有點倒楣,怎麼說呢?若以碳足跡的計算而言,我製造的二氧化碳可說是相對少量,那麼我應該可以用不開車和不用手機來換取抽菸的權利吧!不過,這中間有些尷尬與困難,原因在於我所學的派不上用場,而號召禁菸的口號聽起來雖然虛假,卻似乎力量很大。

有些時候我難免這樣想:在有關抽菸這件事上,我們對抗的究竟是國家還是社會?對抗大的東西,譬如政黨、國家、組織,也許還比較單純;相對的,社會就比較複雜。有時候,我覺得國家比社會較好說服,以教育問題來舉例,家長就比教育官員更難對話;也就是說,最難對話的是社會整體。這可說是一種巴爾幹化現象:我就是最高意志──我不跟你談。就某種程度而言,反菸運動就是一種法西斯主義,恰巧二次世紀大戰的第一個禁菸、反菸的團體就是法西斯,所以,二戰的結果是「不健康」的一方(譬如發菸給官兵的美軍)打贏了「健康」(禁菸的德國納粹)的一方。

我寫過一篇題為《菸槍》的文章,此後沒有延伸抽菸這主題的理由在於,這之間的辯論往往被看待得過於簡單。比如我想談:不可侵犯別人的自由,因為抽菸就是個人的自由意志,而自由的意義是什麼?它就像柏克所說:「自由是明智的、善意的、親切的疏忽」。然而,把話說清楚很容易,卻沒人要聽。於是,寫完《菸槍》,我在思考其中的罩門是什麼,我想,重點在於,「抽菸」是有層次的行為,需要慢慢談,可惜沒有人願意對話。

在台灣,由中間偏右的市民階層中產階級建構了一套最具自利自私意味的偽神話,其中包括以禁菸來塑造健康的「國民身體」,而最簡易的手段之一,就是顯示出一大堆不是特別有用的醫學研究成果。因此,我們應當揭穿禁菸的偽健康神話。也許在某些較有超越性的談論層次來講,不難揭穿這些事情。我相信,神話是可以破解的。

 

最大的風險就是:活著

蘇偉碩:我想以國家衛生研究院溫啟邦教授做的一個研究來開啟以下的談話。溫啟邦教授跟之前做了不少禁菸宣導的國民健康局合作一個計畫,發現沒有抽菸也沒有運動習慣的人,其死亡率跟既抽菸又運動的人相當,原來「不運動」和「抽菸」的危害一樣大。

假若國民健康局當真如此關心國人健康,那麼,不做運動的人都需要像抽菸一樣,被勸戒、罰款、抽稅。

回過頭來說,從抽菸要被公權力懲罰這件事來看,我們也發現,危害自身健康等於侵犯國家權力。如果我們把這邏輯無限延伸,將來做每件事都要列入考慮,因為它們都有風險,到最後會發現最大的風險就是:活著。對健康最大的危害是:活著的時間。

不過,最近也有很多研究發現,對健康最大的危害可能不是吸菸,而是「那股讓我們想吸菸的衝動與動機」才是問題的關鍵。生活當中,各種壓迫、壓力,對健康的危害性來講,也許才是最嚴重的。這一部份,我相信已經有足夠的科學能夠證明。

與這邏輯類似的就是「肥胖」。因此,在這裡我想先透過肥胖來討論身體與心理的關係。近年來肥胖問題日益嚴重,在美國,甚至已經成為國家安全問題。前陣子,做為醫生,我研究心理因素為何會導致肥胖,結果發現原來人與人之間權力的差別以及權位的差異,就會導致壓力反應,從而影響生理狀態。若從精神醫學的角度看,其實是內在的深層恐懼,讓體制去找到敵對的、外在的、相異的勢力。譬如,納粹德國找猶太人,冷戰時期的美國找共產國家,冷戰之後美國又找到恐怖主義。肥胖則可能是接下來敵對的目標。對體制而言,滿足這個恐懼需要一個對象,集體的恐懼須要設定一個投注的標的。

回過頭談抽菸,抽菸有某種精神上的意義。主張禁菸者說抽菸有害健康,或者最後會導致死亡,這樣的宣導,其結果可能反而更有促進抽菸的吸引力。那是一種面對或挑戰死亡的恐懼的吸引力。這是一個吊詭的現象。

目前整個台灣社會已經變成丘教授所描述的軍隊中的現象:一方面禁菸,另一方面軍中福利社又大賣香菸;體制認定抽菸有害健康,但所有超商都在賣;你買的時候,還要同時負擔菸稅和健康捐。

這樣的體制究竟問題何在,值得深思。在怎樣的集體精神狀態下,國家機器需要敵對抽菸的行為?如同唐諾老師說的,社會的集體更難撼動。到底是怎樣的社會關係製造了焦慮和恐懼,需要讓體制有投射焦慮或恐懼的對象物?它究竟在擔心什麼?

當然,從社會學角度來講,中產階級位於社會結構的中層,需要擔心「爬上去」或「掉下來」的問題,因而無所不擔心,台灣又號稱中產階級人數最多。在集體焦慮的情緒下,須要抓到某個敵對的對象,宣稱這玩意兒對國家社會有所危害,這導致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對,從而揭露了深層恐懼的存在。

剛好,「抽菸」的行為目前被標定為這樣的對象,猶如納粹德國設定的猶太人,因為猶太人身上有油水可撈;在我們社會,可圖之利也可從抽菸者身上奪取。套用電影《阿凡達》裡的一句話:「其實你們只是想找到一個理由來發動戰爭,因為戰爭就可以把對方的一切掠奪為己有。」發動戰爭就宣布了剝奪對方的合法性。對於抽菸的指控,就有這類戰爭的成份。對健康危害的東西那麼多,為何挑上抽菸?這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從「二手菸」到「三手菸」

彭佩佩:蘇醫師說因為社會集體的恐懼,需要有確定的對象物去投射,如同過去的酗酒,吸菸是當前被挑中的對象物。我認為吸菸之所以被當作投射恐懼的對象,被排斥、被敵對、進而被宣戰,與二手菸的研究報告至關密切,當二手菸被定讞為有害他人,便與肥胖、喝酒等不同,因為它會影響到別人,影響到不抽菸的「無辜者」。

 

蘇偉碩:也許因果關係上需要對調。可能是為了要選定「吸菸者」作為抨擊對象,二手菸的研究因之被拿來作為理論上的武器。這方面的研究得到非常多的基金贊助,從這裡也可以看見整個學術界和醫療團體如何被雇傭化的過程。

 

朱政騏:其實問題意識已經被清楚標定,就像蘇偉碩醫師所說:活著就是風險。除了「二手菸」的研究被拿來做為攻擊抽菸者的武器之外,現在要推行特定空間全面禁菸,於是出現一個新詞彙:「三手菸」。吸到二手菸是指某位(或數位)抽菸的人與你同時處於相同空間,三手菸則指即使抽菸者離開現場,仍會在原來空間遺留危害。為何提出三手菸的理論呢?因為之前菸害防制法允許特定空間可在晚間9點後抽菸,現在則可能改為24小時都禁菸。

 

蘇偉碩:這跟當年的反共宣傳雷同:共產黨是危險的、接觸到共產黨也危險、共產黨所到之處都危險,知匪不報同樣獲罪。同理可證,抽菸者跟共產黨員或匪諜一樣危險。

 

朱政騏:沒錯!現在營業場所的工作人員若發現有人抽菸卻沒舉報,也會被罰。

 

蔡維仁:我同意「禁菸」破壞了我們原有的生活模式,對我們的生活步調產生重大的影響。此外,我認為健康捐的前提很沒有道理,是國民健康局先把吸菸提升到比其他習慣更容易導致健康風險的前提下設立的,而且似乎是從國民健康局缺多少錢來訂健康捐的額度。既然是健康捐,那麼國民健康局對於其他許多可能危害健康的商品,譬如酒和各種垃圾食物,是否也應該開徵健康捐?如何證明抽菸者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大過其他商品的危害?為何吸菸者被迫要負擔高額成本,為什麼被指定來協助健保局彌補其財務黑洞?

 

林嘉信:我同意蘇醫師提出的疑問:是什麼樣的生活壓力,讓菸民興起抽菸的念頭?而我也發現國家才是最大的毒梟,它讓我們成為抽菸者,卻又要抓我們,還要罰我們。

 

戒菸是永續產業

彭佩佩:「禁菸」其實是系列的配套措施,先是將抽菸標示為高風險,再把健康捐、禁菸等制度合理化。其實健保沒有理由要求抽菸者另外繳交健康捐,因為健保費應該是已經把所有健康風險計算在裡面。可是它現在又另外向抽菸者徵收健康捐,然後提交70%來補健保財務漏洞。現在還要開放健保補助的戒菸療程,不管如何,最大獲利者都是藥商。我順道請問蘇醫師,戒菸療程是怎樣進行的?

 

蘇偉碩:戒菸是永續產業。精神醫學把「成癮」當成疾病,那麼,健保應當給付才對,但健保制度裡,與「癮」相關的一概不給付。其實一日成癮,終生成癮,「戒」便成為不可能之事。花那麼多資源鼓勵大家戒菸,或者提供戒菸相關藥品或給付,就如同走在旋轉門之中,不斷反覆。這說明了為何它具有永續產業的本質。如何對待「抽菸」,不僅僅是醫療上的命題,更是社會和政治議題。

以台灣來講,戒菸醫師的受訓只有短短半天,其中獲得的資訊並不多。國民健康局提供每人每年兩次的戒菸補助,根據它所紀錄的,會來就醫的都是志願的,但多數人只回診一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戒菸基本上不可能成功,但戒菸門診仍舊火紅。

 

林深靖:董氏基金會的相關網站上有各種戒菸門診與戒菸藥品的廣告。仔細一看,多數藥品的廠商就是輝瑞藥廠,而它也是董氏的主要贊助者。任何一個體制,其政策的形成一定有權力關係運作的背景,丘教授講的美國禁酒的歷史,就是官場、資本家和黑道密切勾結的獲利過程。因此,我們必須時常追問:一套制度、法令的建構,究竟是誰在獲利?誰被剝奪?

除了金錢和權力運作的複雜關係之外,我們不應忽略,「菸」和「抽菸」其實有很豐厚的文化意涵,禁菸,同時也就是文化的剷除。

譬如,台灣菸葉種植原先不僅是重要產業,而且是在地文化非常重要的質素,卻只因為加入WTO之後,菸酒公司見異思遷,讓進口菸葉全面取代本土菸葉,而一個產業的剷除就等於文化的移除。以美濃為例,在1970年代全盛時期,美濃菸草種植面積超過2千公頃,菸農戶數多達1800戶,全鎮設有8座菸葉輔導站。綠油油的菸田和將近兩千棟櫛比林立的菸樓,成為美濃獨特的鄉野景觀。而為了因應菸草種植而發展出來的灌溉系統、烤煙技術以及勞動互助的「交工」制度,更形塑成美濃獨特的文化傳統。可是自從2002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台灣菸酒公司逐漸停止收購本土菸草,菸農被迫轉型改業,美濃既有的鄉土經濟、文化、家族體系都面臨重大的衝擊,甚至頻臨瓦解。

同樣的,菸品的使用,在社會史、在庶民文化上,都有其極為豐厚的意涵。然則,目前由董氏主導的禁菸運動,透過「菸害防制」的嚴苛立法和鋪天蓋地的宣傳,吸菸者被邊緣化,甚至罪犯化,與菸品使用有關的文化質素完全被輕蔑、被剷除。

 

因「相思」而種植,為「忘憂」而吸食

台灣第一個正式立案的吸菸者權利團體以「相思草人權促進會」為名,很有意思,因為,它注意到菸品的文化和歷史意涵。清朝沉穆《本草洞詮》就有「煙草一名相思草,言人食之,則時時思想,不能離也」的說法。更早之前,明代姚旅的《露書》也留下許多與菸草種植有關的故事。其中,最引人入勝的就是一則愛情故事,說是有一個國王失去愛妃,痛不欲生:「其妃死,國王哭之慟,夜夢妃告曰:塚生一卉,名曰烟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則可止悲,亦忘憂之類也。王如言採得,遂傳其種,今則遍天下皆有矣。」根據這個傳說,菸草的種植,竟是源自一則愛情故事,因「相思」而種植,為了「忘憂」而吸食。

西方的傳說則是: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的同時,也發現印第安人口中叼著某種植物葉片。他最初以為是奇風異俗,後來才知道那是一種能引起人興奮的「靈草」,吸食後就再也離不開。「靈草」也因此成為「相思草」。

除此之外,我們也不能忽略了菸草在醫藥上的記載。各種版本的草藥書裡面,大概都有記載菸草「活血散瘀,清熱,止血止痛、解倦……」等功用。中國更特殊的一項文化是鼻烟和鼻烟壺工藝的出神入化。清代劉廷璣《在園雜志》中寫道:「更有鼻烟一種,以烟雜香物花露,研細末,嗅入鼻中,可以驅寒冷,治頭眩,開鼻塞,毋煩烟火,其品高逸……其裝鼻烟者,名曰鼻烟壺,有用玉、瑪瑙、水晶、珊瑚、玻璃、鏤金、琺瑯、象牙、伽南(編按,即沉香木)、各種雕鏤纖奇,款視各別,千奇百怪,價不一等……」

由此可見,菸品的生產和使用,是民間長時積澱的一種文化和智慧。在美洲的印地安人社會,部族之間的糾紛,通常是透過雙方相互點燃菸筒,而後在瀰漫的煙霧中冷靜下來尋思和解之道的。在台灣,我們當然也知道,道上兄弟要調解矛盾,「請菸」是必要的禮數。因此,吸菸,其實也是「和平路線圖」的一個部份。

還有,喜歡文學、電影的人,當然也都很能夠了解抽菸和創作,煙霧和影像之間的共謀關係。我們很難想像,如果魯迅和沙特不吸菸,我們今天是否還能夠閱讀到那麼多深刻而細膩的作品。或者,如果切‧格瓦拉和毛澤東不抽菸,他們是否還能夠那麼冷靜地在革命過程中運籌帷幄?或者,他們是不是還能夠一邊革命,一邊寫詩……

 

無用兄弟:我好奇的是,就我們所知,在在各大菸廠在菸的製作過程中添加了許多化學藥劑,假如政府真有心要解決抽菸影響健康的問題,為何忽略這方面的研究?

 

蘇偉碩:我也想談這個狀況:菸本身不是問題,菸的生產、販賣、搶奪市場佔有率才是問題。菸的問題在於它是在壟斷的生產過程裡頭被製造出來的,菸商為了提升市佔率、刺激購買慾,需要添加其他物品以吸引抽菸者,而這與其他食品的問題其實都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是善意的反菸運動也完全不談這塊,這是令我驚訝也不能接受的部分。整個禁菸的體制,似乎就是要強化抽菸者的罪惡感,讓民眾對健康的恐懼有投射的對象。

 

社會道德和國民健康的雙重壓力

林深靖 : 是的,整套「菸害防制」的體系,從國民健康局到董氏,似乎都鎖定在消費者本身,營造「菸害」就是「公害」的情緒,也就是要讓「罪惡感」附著於吸菸者的身上。他們透過各種手段,不斷告訴你,吸菸有害健康,不僅有害你自己的健康,有害你妻兒的健康,還有有社會上所有無辜民眾的健康。這就將吸菸的行為提升到道德層次的問題。

 

蘇偉碩:就是要讓吸菸的人產生不道德感,如此才好進行社會控制。

 

彭佩佩:吸菸的人在社會道德和國民健康的雙重壓力下,不斷自我設限,自我矮化,這是規訓與懲罰的現象,隨之而來的是合理化所有針對抽菸者的禁絕。而一般民眾也可順勢將工作、生活以及安全感的種種焦慮反射在對他人的責備之上,藉以減輕自己的心理負擔。

 

蘇偉碩:事實上就是如此,這也讓不抽菸的人感到放心──幸好我沒抽菸,要死也是那些抽菸的人先死!這是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林深靖:是的,前面提到,自20世紀以來,開始全面嚴苛執行反菸/禁菸政策是在納粹掌權的第三帝國時期。德國醫師最早做出菸品導致肺癌的研究,而當代有關菸害防制的主要手段,譬如公共場所禁菸、軍隊限菸、禁止販售菸品給婦女、限制18歲以下青少年吸菸、提高菸品稅捐、限制菸品廣告、反菸教育的推廣、大型海報的張貼、菸害傳單的散播、組織醫師協助戒菸、政府支助菸害研究……等,在1930到1940年代的德國就已經雷厲風行。

在納粹政府的宣傳裡,菸害防制有助於種族優生和軀體淨化,認為優越種族吸菸將導致「種族的退化」……這類「全民健康運動」,在歷史上原本就潛藏著令人不安的法西斯因子。蔣介石1930年代在中國所推行的「新生活運動」,據說也是因為目睹一位少年吸紙菸而萌發的集體化政策。實踐新生活運動的行動指引則是所謂「三化」:「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其實,最終的目標就是第三項的「軍事化」,也就是提高人民的能量,提高國家機器動員人民、驅使人民的效率。這類以優化國民體質為理由而強力推行的政策,其最大的問題是以法令來約束人民的日常生活,將公權力的鐵腕直接伸入到老百姓的家庭,甚至從個別軀體的管理延伸到個人思維的治理,並從而將國民分成優、劣兩端。服從者為優,抗逆者為劣。於是乎整體社會滋生出「崇拜」和「歧視」兩種極端化的情緒,而這樣的情緒,很不幸的的,正是法西斯的溫床。

國民健康局和董氏在大力宣傳菸害的同時,似乎已有所謂「模範公民」的想像。而吸菸者首先就是「模範公民」的反面教材,是「社會公害」!於是,吸菸者做為「危害社會」的敗類,與不吸菸的無辜「受害者」在生活空間上必須被嚴格區別開來。台灣在藍綠對立之外,又增加了吸菸者與不吸菸者之間的對峙。今天如果政府可以用吸菸與否來區別出「好公民」和「壞公民」,那麼,明天它是否也可以制定出什麼新公民準則,形形色色的新規範會不會入侵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重新檢視權力結構上的不平等

朱政騏:為什麼沒有人推行「健康吸菸」呢?我認為至少就菸品的添加物以及菸盒的材質上,都可以朝著更有益健康的方向改善。

 

林深靖:有意思的是,大菸商並沒有強力反對禁菸;相反地,它們也是獲利者。《菸害防制法》第九條幾乎全面取消了菸品促銷和廣告宣傳的可能性,其實也就是阻絕了任何可能出現的新的小菸品,整套邏輯保障了既有的大菸廠。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於抽菸者習慣透過抽菸這個行為緩解情緒,因此,即使他們受到《菸害防制法》的箝制,在空間和時間上飽受壓抑,即使他們蒙受來自董氏宣傳的各種污名化指控,他們大部分還是逆來順受,因此,我們有4百萬的吸菸者,同時也有4百萬的順民……

 

李文吉:我很同意剛剛提到菸葉生產在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既然跨國菸品裡頭含有那麼多填充劑和助燃劑等添加物,國民健康局或台灣菸酒公司難道不應該好好研究一下?就我所知,知名跨國企業生產的每包菸當中,菸草的含量其實不多。因此,本土的菸葉生產,如果貨真價實,其實不無發展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去考察古巴、菲律賓等地的菸葉與菸品生產,弄個合作事業,發展本土的菸品。

 

鍾秀梅:台灣目前已開放民間企業或個人釀酒,雲嘉南就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酒窖、酒廠甚至家庭式作坊,品質也不錯,許多也已經上市,那麼,菸的產業似乎也可以朝這個方向進行。

 

朱政騏:不過,據我所知,若要掛牌上市販賣,國民健康局會要求一系列產品檢驗報告的科學驗證,非常繁瑣,非常昂貴,而這並不是一般小企業、小作坊可以承擔的。

 

蘇偉碩:這就是一種壟斷的手法,大藥廠出現後,把藥品上市的門檻拉到無法想像的境界,一種新藥品若沒有投注10年、10億美金,根本無法拿到許可證明,這也導致不可能有小藥廠的出現。這種現實讓我們有機會檢視台灣的許可制度。

 

林深靖:因此,菸草可以被看成是解放的事業,包括菸草的種植、製作到販賣,讓我們有機會從跨國菸廠和國家機器的共謀中解放出來,這就是鬥爭。

 

Amy:

在禁菸與反禁菸的論述裡,不管從哪個層面來講,都已經是老掉牙的不斷重彈,這樣的發展並不是太好,這跟我們要對抗的所謂的國家機器的權力結構、我們被異化為「他者」的過程無法連結。我覺得今天所談到的文化和產業就是很好的切入點,因為部分議題──稅捐、汙名化等等,已經談得太多,應該是重新看待、檢視權力結構上的不平等,怎樣把權力拉回來。作為目前唯一一個反禁菸的協會,可以做的還包括力量的整合,看看可以做到什麼程度,這是大家可以一起思考的。

 

朱政騏: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和發表,相信從以上的對話,我們都對抽菸行為與禁菸的體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日後「相思草」會陸續舉辦座談與活動,希望能夠繼續見到諸位的身影。(2011. 12. 16 《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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