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沒落 土耳其的轉身 中國的機遇與挑戰
◎ 王誠
土耳其的轉身，標誌著西方全球統治的塌方。對於中國而言，卻意味著機遇與挑戰，尤其是對我們的一帶一路戰略在中東的拓展意義重大。其意義甚至要超過菲律賓去年背棄美國，倒向中國。
▲土耳其強人維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土耳其公投修憲結束，埃爾多安取得了勝利。西方媒體驚呼土耳其已經滅亡，頗有些“友邦驚詫論”的味道。土耳其非但不會走向滅亡，反而會變得更加強大。埃爾多安也將成為繼凱末爾元帥之後，最為強勢的土耳其領導人。凱末爾元帥是土耳其的國父，憑藉著抗擊西方列強侵略土耳其的赫赫戰功，而強行在土耳其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質言之，通過引進西方的 “德先生”、“賽先生” 推動伊斯蘭教的世俗化進程。而在經過近百年的艱難交融之後，埃爾多安終於率領土耳其這艘巨輪，實現了華麗的轉身，強勢回歸伊斯蘭世界，回歸東方。而背景則是西方快速走向衰落，中國快速走向復興，大國碰撞的力量在土耳其產生了結果。這對於中國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和把握！
土耳其的轉身是一件大事，對於西方世界，它是一個惡夢的開始，表明土耳其在經歷過百年“西化”道路碰壁以後，“民主自由”夢碎，轉而回歸自我，回歸伊斯蘭世界，轉向東方。然而，對於這樣一件大事，刷屏的各種評論中卻極少看到站在中國立場上評論此事的。大多是站在西方的立場，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評論此事。土耳其的轉身，標誌著西方全球統治的塌方。對於中國而言，卻意味著機遇與挑戰，尤其是對我們的一帶一路戰略在中東的拓展意義重大。其意義甚至要超過菲律賓去年背棄美國，倒向中國。
一、土耳其緣何倒向西方？
土耳其和俄羅斯一樣，處於亞歐大陸的中部，是聯接亞歐大陸的橋樑。在歷史上都受到東方和西方的影響，確切地說，受到中華文明和西歐文明的影響。俄羅斯在被蒙古征服以後，在長達近三百年的時間裡，淪為金帳汗國的白種農奴。後來隨著西歐的崛起，俄羅斯轉向西方，彼得大帝推動了俄羅斯倒向西歐的改革，從此成為歐洲的一員。土耳其要晚很多，因為奧斯曼土耳其在歷史上是一個大國，一個古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廣闊的領土，是東羅馬帝國的毀滅者，同時也是堪與羅馬帝國（如果真有羅馬帝國的話）媲美的環地中海大帝國，所以，在奧斯曼土耳其的早期和中期，都是作為歐洲的征服者和統治者出現的。
奧斯曼土耳其在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滅亡東羅馬帝國以後，事實上已經成為中東和歐洲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並在隨後的幾百年裡，不斷地向歐洲擴張，佔領了整個巴爾幹半島，以及匈牙利等中歐地區，並曾經一度征服過西班牙、法國和義大利的南部地區，同時也長期佔據了整個北非，成為一個環地中海的超級強國，多次擊敗西歐各國的聯軍，控制了東西方的交通，成為西歐國家開闢新航線的重要原因。
但是奧斯坦土耳其在征戰歐洲的同時，對於中國卻是仰慕的。土耳其人的祖先即是唐朝時中國境內的突厥人，所以土耳其是 “東突運動” 的主要支持者。唐末五代之際，突厥人開始遷往中亞。宋元之交，突厥人所建立的塞爾柱王朝（1037－1194年）崛起，將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的範圍納入版圖。但不久後塞爾柱王朝陷入分裂，羅姆蘇丹國是其中的一個小王國。1221年，蒙古帝國摧毀了花刺子模的莫夫城，勢力威脅到小亞細亞，羅姆蘇丹國迫於壓力，開始向蒙古稱臣。1243年，蒙古征服了羅姆蘇丹國，將其收為藩屬。作為臣服國和藩屬地的羅姆蘇丹國，與元帝國保持著常年的朝貢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直到1308年被蒙古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兒汗國所滅，正式併入大蒙古帝國。
而到了明代前期，由於地跨中西南亞的蒙古帖木兒帝國橫空出世，絲路兩端，明朝和奧斯曼帝國的交往受到阻礙。直到16世紀帖木兒帝國滅亡之後，奧斯曼帝國才開始了正式的向明朝遣使朝貢。當時的奧斯曼帝國被明朝人稱為魯迷，據《明史》記載，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五年（1526年）、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魯迷曾五次遣使。人數最多時達九十多人。這些使團來訪，都是在奧斯曼帝國吞併埃及、攻戰大不里士和巴格達之後，在一代雄主蘇萊曼一世（1520—1566年）執政期間所進行的。當然，奧斯曼土耳其前來明朝朝貢，也離不開鄭和七下西洋的功勞，只是那個時候奧斯曼土耳其尚且弱小，它的強大也從中華文化中受益頗豐。即便是在今天，伊斯坦布爾宮廷中所珍藏的成千上萬件名貴瓷器，便是中土兩國古老友誼的見證。
也就是說，土耳其在倒向西方之前，不僅是這個民族起源於中國，而且還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中國的藩屬國（蒙古帝國和明朝時期），與中華文明的淵源較之西方更為久遠。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古代中國所建構的朝貢體系，不僅局限於東亞，而是覆蓋了幾乎整個亞歐大陸。土耳其的西化是在西方崛起的大背景下，與英國、法國、德國和俄國等歐洲列強角逐歐洲霸權落敗的結果。
奧斯曼於1876年召開第一次帝國議會
早在1876年，一批在西方大學留學歸來的土耳其海歸們，就推動了民主化的進程，實現了第一次君主立憲。1876年12月23日，奧斯曼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宣佈實行君主立憲制，然而，由於水土不服，憲政下的議會運行了僅僅兩年就被君主封禁，但沒有被廢除，其後迫於壓力，議會再度召開，然而坎寧·厄·埃沙西（即《憲法》）的有效性被降至最低。由於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幅員遼闊的大帝國，民主化使得被征服的各個地區的民族主義勢力壯大，民族主義運動高漲，削弱了土耳其的政治凝聚力。
1908年，土耳其爆發了青年革命黨人的革命運動，土耳其被迫恢復憲法，恢復議會。從此開啟了帝國解體的大幕，由於政治改革帶來的內部爭鬥，土耳其無力抵抗外部的入侵和地方民族主義的獨立傾向，它在南歐、北非和西亞的大片領土先後丟失。而在隨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於俄國的反對和英國的欺負，德國的拉攏（德國人用一艘最先進的戰艦戈本號換取了一個強大盟友），原本傾向於同盟國的土耳其加入了協約國。
由於協約國的戰敗，德國被制裁，奧匈帝國解體，而奧斯曼土耳其則面臨著被徹底瓜分的命運。在巴黎和會上，土耳其淪為列強的盤中餐。《色佛爾條約》是協約國與土耳其在1920年8月10日簽訂的一項條約，屬於1919年巴黎和會系列條約的一部份。這個條約確定了奧斯曼帝國的分裂，根據該條約，不僅奧斯曼帝國的廣大疆域被瓜分殆盡（到今天大約有40個國家是建立在奧斯曼疆土上的），而且土耳其人世代祖居的領土也被瓜分給希臘等國。並且土耳其的內政和外交的各項權力都要喪失。
奧斯曼帝國征服匈牙利的戰爭
很顯然，對於土耳其人而言，這是一個比《辛丑和約》還要喪權辱國的條約，這一天也成為後來土耳其的國恥日。照此執行，土耳其難免亡國的命運。事實上，在近代西方征服全球的潮流中，奧斯曼的命運與中國大同小異，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而土耳其則被稱作 “西亞病夫”，但是不管怎麼說，作為歷史悠久的強大國家，避免了像印度等國那樣的亡國命運。
巴黎和會系列條約的簽訂，激起了土耳其愛國者和軍人們的不滿，以凱末爾為代表的愛國志士和將領發起了獨立運動，擊敗了外國侵略軍，並建立了現代的土耳其共和國。而凱末爾也被尊奉為土耳其國父。
二、凱末爾剌刀下的民主
凱末爾・穆斯塔法（1881-1938）是土耳其的民族英雄，也是現代土耳其的國父。於1881年3月12日，出生於奧斯曼帝國的薩羅尼卡，學習成績優異，進入軍校成為一名軍官。在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黨人的革命運動中，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因為批評當局而被邊緣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他被任命為土耳其駐保加利亞大使館的一名武官。
當時，他敏銳地感覺到協約國會戰敗，認為土耳其應該保持中立，然而當局並未採取他的意見，參加了協約國，並對同盟國宣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斯間，凱末爾展現了他驚人的軍事才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被任命為新編第19師師長，隨後晉升為上校。在達達尼爾海峽保衛戰中，他兩次率領土軍成功地阻擊了協約國的登陸，贏得了 “伊斯坦布爾救星” 的美譽。由於戰功卓著，第二年4月，他被晉升為準將軍銜。1916年8月，凱末爾再次因保衛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獲得 “伊斯坦布爾的救星” 和 “帕夏” 稱號，名揚全國和歐洲。隨後被任命為第二軍團司令，晉升為將軍。然而，凱末爾的軍事天才並不能挽救奧斯曼帝國戰敗投降的命運。
1918年10月，《穆德洛斯停戰協定》簽訂後，土耳其不僅戰前和戰爭過程中被侵佔的領土不能收復，還被迫交出葉門和麥迪那，而且包括在1917年俄國革命後土耳其奪取的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及亞塞拜然也須一併交出。而在隨後的巴黎和會上，更是被迫與列強簽訂了更多的喪權辱國的條約，一直到簽訂亡國的《色佛爾條約》。
1919年，在獲悉巴黎和會上，奧斯曼帝國非但將丟失15世紀以來佔領的所有領土，而且連土耳其民族世代生存的土耳其國家固有領土也將被瓜分殆盡以後。凱末爾憑藉自己的威望，迅速控制了安納托利亞的軍隊，並立刻通過電報與帝國內其它愛國將領、愛國組織和團體取得聯繫。隨後與勞夫・奧爾貝、阿裡・福阿德・哲別索伊及瑞菲特・貝爾等國民運動領導人會晤，發表阿馬西亞公告。
國難當頭之際，凱末爾挺身而出，發出 “不獨立，毋寧死！” 的愛國聲音，著手把全國各地分散的愛國組織統一起來，他向戰友們發出呐喊：“祖國的領土完整和民族獨立正處在危機中” ；他號召戰友們：“只有民族的意志和毅力才能拯救民族的獨立”。不久，凱末爾毅然辭去軍職，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祖國的鬥爭中。
在凱末爾的推動下，國民議會在1920年1月莊嚴通過了土耳其《國民公約》。宣佈土耳其應該享有完全的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廢除治外法權。這一文獻，被稱為“新土耳其的獨立宣言”。但是，協約國很快正式佔領了伊斯坦布爾，驅散議會。妥協的蘇丹政府決定解散議會，逮捕凱末爾黨人。凱末爾抓住時機，於1920年4月23日在安卡拉發起召開大國民會議，成立了以他為首腦的國民政府。並著手組建正規軍，同時與列寧領導的蘇維埃俄國建交，得到蘇俄的金錢和武器支援，締結了友好條約，為獨立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1920年6月，希臘軍隊在英國的支持下，以土耳其違背巴黎和會協定為由，大舉進攻，企圖扼殺土耳其的獨立運動。危難時刻，凱末爾親自出任國民軍總司令，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突破希軍防線，把希軍趕出了土耳其，活捉了敵軍總司令。隨後，凱末爾又領導土耳其人民打敗了英國、法國等協約國的干涉軍隊，最終趕跑了外國侵略者，協約國不得不於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洛桑會議簽訂了《洛桑協定》，正式承認土耳其的獨立和主權。
隨後，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凱末爾當選為共和國首任總統，安卡拉被確定為首都。兩天後，大國民議會根據凱末爾的提議，廢除了封建的蘇丹制，開啟了土耳其現代化、西方化的道路，並形成了凱末爾主義。
1927年，凱末爾總結了治黨、治國的經驗以後，提出了共和、民族、世俗和平民四大主張。到1931年4月，凱末爾提出了六項（在四項主張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國家主義、革命主義）根本原則，同年5月10日，土耳其人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凱末爾提出的六項原則制定了黨章、黨徽，把六項原則稱為“六箭頭”。而到了凱末爾的晚年，則進一步將六項原則歸納和昇華為六大主義，並於1937年2月，寫進了新憲法第二條。這六大主義一直是土耳其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思想，是土耳其共和國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簡單來說，凱末爾主義包括以下六大主義：
1、共和主義：反對君主專制主義，堅持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體原則；
2、民族主義：保衛土耳其的領土完整、民族獨立和國際上應有的地位的原則；
3、平民主義：公民主權，即國家權力屬於全體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
4、國家主義：以國營經濟為基礎、同時鼓勵私人工商業和堅持經濟獨立自主的發展民族資 本主義的原則；
5、世俗主義：反對伊斯蘭封建神權勢力干預國家政權、法律、教育和社會生活的原則；
6、改革主義：反對滿足現狀、盲目保守和聽天由命的思想，體現堅持不懈進行社會經濟改革的原則。
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紀念館
凱末爾主義奠定了土耳其政治現代化的指導方針，所以凱末爾被尊為土耳其國父是名至實歸的。有了這些原則，土耳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突飛猛進，一躍成為地區強國。儘管凱末爾生前連選連任總統，但是土耳其並未像西方所說的那樣是一個獨裁政府，事實上凱末爾非常民主，尊重議會，尊重三權分離，軍政分離，並且身體力行。這源於他年輕的時候受到了盧梭、伏爾泰等西方啟蒙思想家們的深刻影響。
凱末爾主義雖然在推動土耳其獨立建國，在現代化、世俗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例如廢除了封建蘇丹制度和哈里發制度，解放了婦女，實行了民主共和政體，並實話了規模龐大的經濟現代化的計畫，特別是在1934年開始學習蘇聯搞計畫，實行了一五計畫，快速取得了民族工業的發展，渡過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看到，凱末爾畢竟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是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為國藍本的，具有不徹底性。這也導致了他的西化只停留在精英階層，而且即便是在精英階層，也未能取得廣泛的一致。在他去世後，土耳其軍方至少有五次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以避免凱末爾主義被顛覆。可以說，近百年來的土耳其民主共和，就是在凱末爾的剌刀保護下的民主，而不是土耳其廣大人民發自內心接受的民主共和。尤其是在鄉村，上千年的伊斯蘭傳統影響巨大，這也是為什麼埃爾多安此次修憲公投能夠得到通過的原因。支援修憲的大多是農村地區的選民。
三、土耳其轉身對於中國的機遇與挑戰
土耳其一直是西方的追隨者，長期以來將加入歐盟作為既定國策，並且是北約的堅定支持者。但是土耳其這種 “脫亞入歐” 的外交戰略並沒有取得期望的回報，歐盟一直忽悠著土耳其，讓去幹髒活、累活，就是不讓它加入歐盟。例如土耳其幫助歐盟阻檔敘利亞和伊拉克戰爭的數百萬難民，事實就是在為歐美的戰爭政策擦屁股，但卻沒有得到期望的回報。北約雖然是加入了，但是實際上也是二等公民的身份，跟當年的俄羅斯加入七國集團差不多。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的紅旗-9導彈中標了土耳其政府採購，並且土耳其方面也宣佈了結果，但是最終仍然迫於北約的壓力，選擇了歐洲公司生產的紫苑-30導彈。
埃爾多安無疑是繼凱末爾之後，土耳其最傑出的政治家。他出生於貧困家庭，靠著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學，並加入了主張 “政教合一” 的土耳其繁榮黨，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並於1994年當選為伊斯坦布爾市的市長，短短幾年將首都治理得井井有條，展現了傑出的政治天賦。然而，1998年，他僅僅因為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引用了一首古詩：“宣禮塔是我們的劍，穹頂是我們的頭盔，清真寺是我們的兵營，信徒們是我們的士兵。”被土耳其國家安全法院以 “發表煽動宗教仇恨言論” 為由，判處了10個月監禁，5年內不許從政，他所在的政黨（指美德黨，繁榮黨已經於當年1998年1月被取締）也於2001年被取締。
但是經歷人生如此挫折的埃爾多安並沒有氣餒，反而更加激起了他的鬥志，或許就是因為此事更加堅定了他推翻凱末爾主義的決心。此後他與美德黨的激進分子於2001年組建了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並任主席，並且在2002年贏得大選。由於他尚未渡過五年限制期限，不能從政，故而由居爾暫時出任總理，同時修改了憲法條款，以使他能出任總理，隨後居爾辭職，埃爾多安得償所願，開始了他長達15年的執政生涯。
▲埃爾多安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時的照片
在過去的15年裡，埃爾多安兩次出任總理，兩次當選總統，成為土耳其政壇無可取代的領袖人物。其實此次修憲早有預兆，2007年7月22日，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大選獲勝，埃爾多安第二次出任總理，隨後他便修改了憲法，將總統由議會選舉改為全民普選。並於同時十月，在總統大選中獲得勝利，當選土耳其第11任總統。可以說十年前的那一次選舉，就是此次修憲公投的預演。
2016年7月15日，接到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密報，埃爾多安粉碎了土耳其軍方發動的軍事政變，並在隨後憑藉強大的民意，對軍方將領展開了大規模的清洗，拔掉了凱末爾的尖刀，同時也為修憲掃清了最後的道路。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埃爾多安就是土耳其版的普京，根據新通過的憲法，埃爾多安還可以連任兩屆總統，直到2029年。這意味著埃爾多安執政的時間還要超過普京。
埃爾多安與普京 哥倆好
而且，有一點埃爾多安比普京要強，那就是他比較懂經濟。埃爾多安有過治理伊斯坦布爾的傑出政績，同時也是帶領土耳其走出2001年空前經濟危機的領袖。在他執政的十餘年裡，土耳其取得的成績超過了過去的近百年。人均收入從2002年的2500美元，增加到了接近15000美元，使土耳其成為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正是這種空前的政績，為他贏得了人氣，也為他挑戰凱末爾主義提供了底氣。
埃爾多安的一生都在土耳其脫亞入歐的進程中，在他出生前兩年，土耳其加入了北約，在他5歲那年，土耳其開始申請加入歐盟。但是半個世紀過去了，土耳其還是沒能正式加入歐盟。而加入北約對於他而言已經毫無意義，去年的軍事政變就有北約上下其手，結果還是百年宿敵俄羅斯救了他一命。土耳其加入北約主要是防範俄羅斯，而在與普京交好的情況下，北約就成了可有可無了。所以說，此次修憲公投，是水到渠成，瓜落蒂熟。
雖然埃爾多安作為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暫時不會徹底跟西方鬧翻，但是毫無疑問，從此以後，他將成為西方的惡夢。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宣佈了西方民主的破產，會有更多的採用西方民主政體的國家在他的示範下，背離西方。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對於普京和埃爾多安極度不滿的原因，當埃爾多安委派他的下屬到歐洲拉票時，受到了德國、荷蘭等歐洲國家的阻撓，遭到了埃爾多安的痛批。
第二個原因，是埃爾多安的土耳其回歸政教合一，加歸伊斯蘭，必然會加快恢復奧斯曼土耳其的步伐。而一個強大的、現代的奧斯曼帝國在中東的崛起，毫無疑問，將是西方的心腹大患，甚至比普京的俄羅斯更加可怕，蘇聯帶給西方的威脅只有七十年，而奧斯曼土耳其帶給西方的威脅是600年。想一想這個後果，都足以讓西方政治家頭痛了。所以西方媒體誇張地說土耳其已經死亡，就可以理解了。因為死亡的是一個親西方的土耳其，而復活的是一個反西方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在今天的中東，伊拉克已經倒下，伊朗仍然被封鎖，沙特沒有自己的工業體系，唯獨土耳其既有發達的經濟體系，又繼承了數百年奧斯曼帝國的道統。再加上埃爾多安這個政治上的超級巨星，伊斯蘭世界很可能會在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周圍結起來，那麼中東就將不再是西方的狩獵場。
埃爾多安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復奧斯曼帝國的榮耀，還有待於觀察，但是毫無疑問他會朝著這條路走下去，而且會在伊斯蘭世界贏得越來越多的掌聲。今天的伊斯蘭世界之所以一盤散沙，就是因為奧斯曼帝國被肢解以後，變成了數十個小國，各自爭鬥不休，依附於西方。在許多伊斯蘭民眾的心中，也是渴望團結和統一的，像ISIS之所以能得到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支持，與他所聲稱的要建立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哈裡發國家有關。
當然，ISIS是沒有那個實力的，但是土耳其卻可能有。然而，擺在埃爾多安面前的挑戰也是巨大的。首先是中東地區是世界原油基地，大國角逐，介入很深，美國、歐盟、英國、俄國和中國，都在中東有重大利益，而這些大國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撞翻土耳其，如何在大國利益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這是埃爾多安要處理好的。其次，埃爾多安在中東也並非沒有對手，伊朗和沙特都是埃爾多安的重要對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既尊重地區大國的利益，同時又能團結伊斯蘭世界的小國，這是埃爾多安要平衡好的，因為無論如何，土耳其不可能通過武力來統一伊斯蘭世界。薩達姆的例子擺在那裡，美國等大國絕不會容許土耳其以武力來實現伊斯蘭世界的統一。
對於中國而言，土耳其的轉身，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從機遇的角度來看，第一，土耳其不再受西方的支配，有利於減輕中國的國際壓力，又多了一個可以統戰的物件。隨著中國復興的步伐加快，與西方世界的最終對決不可避免，西方少一個盟國，中國就多一分勝算，而如果變成了盟友，那就多兩分勝算。第二，土耳其是聯接亞歐大陸的橋樑，是一帶一路亞歐高鐵的重要通道。中國的高鐵要通往西歐，只有三條路，北非那條太繞了，我們不說它。直接的也就兩條，一條走俄羅斯，一條便是走土耳其。所以，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他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意義重大，土耳其越是獨立，中國對於局面的控制力便越強。就像當年如果沒有北約的干涉，中國的紅旗9導彈就不會中標了，還會被拿掉。第三，土耳其要整合奧斯曼帝國的舊疆土，對於中國而言也是機遇。一方面會減少中東的動盪不安，有利於我們的一帶一路建設，另一方面會排斥包括美國等西方大國的勢力，那麼中國就可以趁虛而入。
從挑戰的角度來看，第一土耳其恢復奧斯曼帝國榮光的同時，也會啟動泛突厥主義。我們知道歐美和土耳其一支都在支援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給中國邊疆的穩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尤其是新疆，這股勢力不剷除，終是禍患。第二，土耳其整合伊斯蘭世界，也會對中國利益造成巨大衝擊。中亞五國是中國的後院，但都是伊斯蘭國家;東盟是中國的前庭，而它的龍頭老大印尼也是伊斯蘭國家，馬來西亞也是。一個走向整合與統一的伊斯蘭世界必然會與中華文明圈產生衝突，這是需要我們戰勝的又一大挑戰。第三個，土耳其的復活，是地緣政治的巨大改變，是否會像歷史上的奧斯曼帝國那樣，阻斷東西方的交流、交通，也有待於觀察，需要我們小心防範。
而我們要抓住機遇，戰勝挑戰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快發展。我們的實力越強，土耳其有求於我們的地方就會越多，這樣我們就有足夠多的底牌可以制約土耳其。甚至可以讓土耳其像明朝朝貢中國那樣再次倒向中國，成為大中華文化圈的周邊勢力，也不是沒有可能。這一次土耳其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韙，舉行修憲公投，歸根到底，還是由於西方的衰落和中國的復興。
可以想見，隨著中華的復興，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從脫亞入歐，轉為脫歐入亞，包括韓國和日本也不地例外。方今之世，乃是大爭之世，各國努力發展，強人輩出，俄國出了普京，美國出了特朗普，日本出了安倍，德國出了默克爾，當然最牛的，還是我們的習大大，所以我們要團結在習大大周圍，加快中華復興的步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就是我們要做老大）而努力奮鬥！
（作者王誠，察網專欄作家，北大哲學博士，青年思想家。本文轉載自《察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