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源‧革命‧想像

泰源‧革命‧想像
◎林華洲

 

 

【編按:本文是白色恐怖時期重要史料,是詩人政治犯林華洲的深沉記憶。林華洲1968年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等罪名被逮捕,與陳映真同案。詩人出獄之後仍積極投入左翼文化運動,作品主要發表於1980年代解嚴之前的《春風》和《夏潮》等刊物,其風格「時而嘲諷、時而非難,而更多時候是溫暖的擁抱之後的那參與的、思索的、批判的聲音」,這是文學評論家施淑教授的說法。林華洲此篇長文追憶他在獄中的日子,其筆法,依然是「參與的、思索的、批判的」。在閱讀此文之前,讓我們先回味他1984年發表於《夏潮》的一首詩,《綠島野百合》:】

 

在早春三月的綠島北岸,

一處幽隱陡惡的山坡上,

雜生的灌木與蔓草之間,

無數的野百合花

迎著大海,鮮生怒放!

孤獨中不失盼望,

死寂裏猶自吶喊。

給我太陽罷,

我需要溫暖!

給我星辰罷,

我需要方向!同時,

也給我風雨罷,

我需要鍛鍊!

 

海上吹來的狂風,

也許摧折我的枝葉。

洋面帶來的暴雨,

可能擊傷我的嫩蕊;

但是,我的球莖

定定地深藏地下,

我的枝葉雖有暫時的枯萎,

我的生命卻永不死滅!

 

只要我能生根,

我就抽芽!

只要我能抽芽,

我就開花!

只要我能開花,

我就結子!

只要種子落下,

 

是的,只要種子落下,

親愛的野百合花,

你便又會在這片禁地上,

在任何荒寂的海角山窪,

生根抽芽,逢春開花!

 

 

 

170310-1

▲林華洲早年的詩多發表於《春風》和《夏潮》

 

 

 

一、泰源事件

1969年10月31日,我由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移監台東泰源監獄,分發在義監第七房和施明德、高金郎等12人同房。

當時泰源除了押房之外,還有大批外役分別在圍牆內外勞動。圍牆內的外役有傳令打飯遞物、收送圖書保管物品、醫務室發藥、小賣部叫賣熟食的雜役和菜圃及伙房三大類;圍牆外的外役為工程隊和桔仔園的農耕隊。台獨傾向的政治犯較紅色政治犯年輕力壯,包辦了監外外役;年長的紅色政治犯在圍牆內的大片空地種菜、擔任伙食委員配菜採買、在伙房煮飯做菜挑送仁、義兩監;吆喝傳令的雜役則多為政治意識淺淡的大陸籍軍事犯。

我到泰源剛滿百日就爆發了泰源事件。此事已在獄中醞釀多時,成為每天放封場上的主要話題,我也從幾個方面耳聞其事,當時的理解大概是這樣的:

該行動由台獨派策劃,利用他們工程隊和農耕隊的外役在監獄圍牆外發動,獄內響應完成占領並迅速向外轉移,聯絡台北高玉樹和美國彭明敏。對內則屠殺紅色份子,突顯台灣人反蔣反共拒中尋求獨立建國的革命立場,爭取美國支持、博取國際同情。策動者聲稱,只要能奪取富岡電台發出革命信息並佔領成功輕裝師基地24小時,美國海軍陸戰隊即將登陸接管台灣…。

我到泰源不久即以政治傾向被歸入紅派,在放封場上也多和左統一類紅派人士接觸交談。約一個月後被內部征詢對於台獨暴動尤其是要消滅紅派的傳聞如何應對?

當時紅派普遍認為客觀形勢並不具備暴動條件,暴動的想法只是少數人的盲動狂想或絕望掙扎。但革命這種非常之事很難以常理判斷其成敗得失,有時為了標舉理想彰顯反抗,即使是絕望的暴動也有其發生的必要。基於這樣的認知,我提出的意見是:要麼參與,以掌握主動;要麼加以消解,以自我保全。通過參與,可以和獨派建立正式的溝通管道,平等討論實施細節。但已被設定為祭旗的犧牲,此一要求可能會被拒絕,剩下來的唯有予以「消解」之一途。

所謂「消解」,就是將此事件消弭於無形,讓紅派和獨派繼續在國民黨的槍口刀尖下相安無事地坐牢。至於方法也很簡單,就是洩密──將暴動信息洩漏給監獄方面,讓獄方在事出有因無從追查之下提高警覺加強戒備,暴動因而無從發動。

然而,這一看似簡單的行動需要精密的設計和高度的技巧,必須完全隱蔽不被發現,以免自招追究不得脫身。押房的人受限於活動空間難於施作,我建議由紅派的菜圃或伙房外役執行。

我這個「消解」的提議最終被否決,主要擔心操作失誤造成牽連,相對擬定了「不檢舉、不參與、團結自保」的三原則,要求紅派同志事前做好準備,到時提高警覺,一遇攻擊即行反抗以求自保。我聽後雖然失望但也只能默然接受。不檢舉,自是應有之義;不參與,那是操之在人形勢使然;至於「團結自保」可就見仁見智了。若要自保就得抵抗也必有死傷。抵抗失敗即被消滅,自保成功也有其遺憾與尷尬,更可能的是在隨之而來的武裝鎮壓下不分紅獨概被撲殺!

事件於1970年2月8日中午按時發動,舉事的外役在刺傷一名巡崗班長後倉猝逃亡,未能攻入監內完成裡外會合。逃亡的六人在兩週之內陸續被捕。每抓獲一人,獄方即傳閱被捕者身遭綑綁的照片於各押房。事後江炳興等五人被判死槍決,鄭正成有期徒刑十六年。

 

 

 

二、Nori的來信

1974年夏天,入獄六年之後我終於從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釋放。這生教所不設押房,是個開放式的監獄,生活管理有如新兵營,星期天開放家人親友自由會見。所有刑期剩下一年的政治犯都送到這裡來學習生產技能,俾出獄後能有一技之長賴以謀生。

我出獄後回到老家陪伴父母過著平靜的鄉居生活,偶爾也上台北走訪朋友,看望當時就讀台大中文所的Rosemary。

在美麗島事件前一年的1978年10月初,我接到施明德從新店寄來的一封信(圖1),全文如下:

 

華洲兄,

昨天Linda說,你在生我氣,我覺得很意外!

經過追究Linda,才知道大概是Linda會錯意,把話「譯」的不傳神,我狠狠斥責了Linda一陣。幾次和外人談話,她權充翻譯,老喜歡加上她的觀念,令我很不快。上週在Kathy家曾當面批評她。

我們已相處多年,儘管在某些主張上有差異,也有共通之處不少,重要的是,彼此都尊敬又有深的私誼,這點你也信任。而且,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我個性上會當面對你表示,不迂迴。這點你早已知道才對。你不找我當面查查,竟私下生氣,孩子氣仍在!三十幾歲啦!你這個傢伙!

和Linda提起你,有幾點大概Linda轉述有誤才令你不快。

一、你和泰雄私交好,常常好好吵吵,在裡面曾被人當做笑談,甚至懷疑為同性戀。我的本意是裡面的人疑心重,這是環境使然。

二、你智慧高,好讀書,但缺少恆心,是致命傷。這點我以前當面提醒過你,今天還是要再提醒。

三、三個月前有一位你的好友提到台東事件前你知他們要脫逃,你曾準備…。我說,如果真有此事實在不該,但事實證明你很清白。此事下次見面我要和你詳談,我也想知內情。

四、你來Linda處,有一次我不想見,不是氣你,而是那時我己有點麻煩,我不願任何人知道我在Linda家。那時張化民來了三次,我都不見,完全是基於同一考慮。如果你了解我當時之處境,就不會因我不見面而不快。

好了,我不必多說。憑我們多年相處,憑我十五年實績,你該信賴。

婚禮不來,我會揍你!

祝  好!

                                             Nori

                                                10、5‘78

 

 

170310-2

▲圖1

 

 

這封信以「昨天Linda說,你在生我氣」開頭。因為之前Linda已將「泰源事件因我密告而失敗」的謠言告訴Rosemary,Rosemary問我是否真有此事,我說就是因為沒有人告密,事件才能順利發動,並表示對施散布謠言的不滿。Rosemary將此情況反饋給Linda,Linda告訴施,他才給我寫了這封信加以澄清,並邀參觀十天後他和Linda的婚禮(圖2)。

 

 

170310-3

▲圖2

 

 

明德兄在信中說我智慧高,那是謬譽過獎愧不敢當,但說和我「彼此都(互相)尊敬又有深的私誼」卻毫無疑義。回想當年在泰源義監第七房相處融洽從無齟齬,兩人協同用饅頭樹脂捏作黑白棋子,在蒸騰鬰熱的押房內揮汗對弈,同桌並坐向陳宣耿老師學英文…。至於他說我缺乏恆心,可能是看我勤於讀書卻涉獵龐雜而有此論斷。

我酷嗜讀書兼愛技藝。當時正痴迷書法,每天臨帖學書,不是宣示力命就是中秋奉橘,後來轉涉北碑,鄭文公張猛龍二十品崔敬邕,心摹手追怡然自得。除和明德兄同學英文之外也向吳定遠請教數學,更從陳師接手百餘冊佛書,閱讀經論之餘參以瑜伽修行,雙跏趺坐數息冥想倒立結印…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神游物外樂在其中。如此生活安排和精神狀態,絕非莊(後改蔡)寬裕所說「初來對整個狀況不甚了解,對於當時誤傳「白的」要殺「紅的」,林華洲因而被嚇到…」,以及繼踵造謠者林樹枝之流說我聞知此事驚恐萬分幾欲發狂…。

 

然而,在和明德兄溫暖的友情歷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以至畢生難忘的是以下這件事:

1976年夏末秋初一個晴和的星期天,我回土城生教所看望同學,遇見已從綠島送來土城等待出獄的明德兄。久別重逢即將出獄,本應欣喜歡快,他卻愁眉不展。一向注重形象矜重自持的他聲淚俱下地向我傾吐心中鬰積,大罵「莊賊」「Zeng biao giang」奪妻占產可惡至極。更令他吞忍不下的是,莊還派人到生教所來向他唱聲放話,要他接受既成事實,出去之後不要妄圖恢復…。如此聲氣表情,如此披瀝隱私,顯見當年彼此交情。

我出獄之後和難友時有來往,不分統獨派別。記憶所及,蘇東啟案的張世欽、台獨案的董自得高金郎都曾來訪。張董同來,高獨自來。我帶高往登鐵砧山,在鄭成功塑像下合影留念──這張照片後來收在他1991年出版的《泰源風雲》第39頁,前一頁是他和施明德握手言歡的親蜜合照。

其後不久,我到台中大里他們任職的製鞋公司回訪。這間公司由莊寬裕主持,招納大批獨派政治犯,令人聯想到它的功能之一就是為出獄後難於謀職的同志提供就業。

 

 

 

三、謠言始於智者

就在我出編《夏潮論壇》不久的1986年3月間,某天到張富忠家談事,富忠提到泰源事件,說施明德稱言因為我向獄方告密以致起義失敗,我說這事早在七、八年前他就已經親筆証言並無其事,為什麼現在又如此顛倒反覆?

第二天下午陳菊到雜誌社來,也說起此事。我把當年泰源實況細說一遍, 駁斥施的謠言。她聽後表示將向張溫鷹說明並要求更正,免得以訛傳訛謬說流傳。

這謠言的其他傳播渠道不得而知,但至少陳菊是從張溫鷹聽來,而張溫鷹就從施明德聽來。

我思忖著這謠言的源頭,忽然想到施明德信上所說:「三個月前有一位你的好友提到台東事件前你知他們要脫逃,你曾準備…」。 我當時沒有深思細究,如今回想起來這個「好友」應該就是徐春泰。徐在泰源時和施過從甚密,出獄後經常往來,甚至施在美麗島逃亡期間也還有連繫,而有後來施指控徐春泰和高金郎合謀出賣他的一段公案,施、高兩人還因此鬧上法院對簿公堂。

然而,「洩密」和「告密」,性質不同,影響逈異。這個由「洩密」到「告密」再到「雖未告密卻逼使事件倉卒發動以致失敗」的過程是如何演進的呢?以下應是合理的想像:

當年獄中徐是紅方的活躍份子,極受同志信任,得以與聞甚至傳遞內部信息。徐是泰國華僑,隻身在台坐牢一直無人尋問,經常從接濟豐足的施明德獲得餽贈。出獄後兩人來往密切,談起當年泰源往事,徐為回報施的支援照顧,說出紅派內部曾有這樣一份問卷和答題。徐向施說:「在討論對策時某某提議洩密消解,終因此舉難於孰行未付實施…。」如此提法接近事實,本屬細微末節無關事件成敗,彼此也充分理解此一答案在當時情境下絕非「出賣」。根據施信上所稱「三個月前」,時序應在1978年夏天。

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爆發,施明德在逃亡路上委請張溫鷹整形易容逃避追緝,藏慝休養期間將此「祕聞」分享於張,張對此事的理解和感受又自不同,當張再行傳播時就和原說有所出入。之後每經一手傳播,就與前說偏離三分。至此「洩密」轉而變為「告密」。

隨著傳播媒介的發達和政治情緒的高漲,泰源事件由早期的只是一則遙遠後山谷地的神祕傳聞,逐漸清晰呈現為事証俱在的歷史檔案。事件的歷史現場否定了「告密」的存在──因為獄方毫無防備,舉事者才得以按照計劃順利發動,卻因未能一刀殺死衛兵班長,垂死哀號驚動獄方,事態才急轉直下…。如果有人告密,這齣革命歷史劇就無從搬演,這也就是施來信中所謂「事實證明你很清白」的「事實」,否定了事件在爆發前遭人密告的說法,謠言到此似應停下腳步了。

然而,謠言並未就此止步,依然按照某種客觀需要繼續向前發展,遭誣受謗者仍舊不得脫身──似乎一被推上了歷史舞台,就得繼續扮演角色。既然事件已經失敗,就得有人為這失敗負責,於是出現了「倉促起義」說,說泰源事件是在條件不足準備不周的情況下「被迫」倉促發動以致功虧一簣。所以呢,舉事者無責,逼迫者有罪!

在「倉促起義說」中我從反革命「現行犯」一變而為「預備犯」,說我「預備」告密,從而對暴動形成一種罔罔的威脅,主事者被迫倉卒舉事,遂因準備不周而失敗,這是一說。另一說來自莊寬裕和吳俊輝。莊拐彎抹角的說:「…當時有人計劃行動,在義監已經是半公開的事情,既然事情已經公開化,我們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了。我也不指出是誰將事情曝光,但依我的了解,有人打算如果外面的人不採取行動,就將事情曝光逼大家做,事實上當時的確產生了這種情況。」並宣稱有人放話威脅說:「你們外面的人不發動,裡面的「菜園仔」過年要衝!」,限時限日,迫使舉事者鳴槍起跑。吳則指名道姓的說:「泰源事件的發展到後來也有一種被迫性,因為施明德知道這件事,他一直想插手掌控此事,當時他可能洩露消息給「紅頭的」徐春泰,因此大家認為如果不趕快行動,可能會被出賣,到時候會有很大的犧牲…」。前一種說法用來網羅我,後一種說法用以黏捕施。說到底,都是台獨派在為這場他們認為必須發生又不准失敗的偉大革命尋找下台階和替罪羊。

革命召喚烈士,建國需要神話。泰源之於台灣國猶如黃花岡之於中華民國。

 

 

 

 

四、狂暴的群毆圍獵

數年前有人告訴我,說中研院近史所的〈口述歷史〉期刊中有一期〈泰源監獄事件專輯〉,其中有多位受訪者說我在事件當時向獄方密告云云,我想無非就是施明德那一套訛詞,既經他親筆證明我的清白,也就不以為意。也曾請托朋友代為尋購,回說一般書店看不到這本書,所以一直未能一窺究竟。最近終於從網上郵購了一本。一看之下,不勝其驚詫與悲嘆。

我驚詫的是:這本最高學術單位出版的調研刊物,讀來令人有八卦雜誌的感覺。其怪異之處首先是對施明德的圍剿,十一位事件親歷者除了陳三興、黃金島、林金煌三人之外,都對施肆意猛咬,極盡醜化之能事。一般而言,對一個引致公憤之人群起圍毆亦屬尋常,但此書的詭譎之處在於:這些連篇累牘的詆毀之詞即使都能存立、都是事實,也大都與泰源事件無關,包括他出獄後的為人處世和從政表現,甚至還有惡毒不堪的人身/家族攻擊。不知是受訪者事前的合謀?還是採訪者蓄意的誘導? 請看以下這些長段文字,到底和泰源事件有何相干?:

「直到今日,在施明德的心目中,他還是認為別人都是飯桶,只有他一人是頂呱呱的,他一輩子都是這麼想。所有在監獄裡曾經碰過施明德的人,和他都只是維持禮貌上的關係,不會和他交心,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嘴巴很甜,會說一些動聽的話,但事實上他心裡所想的和所說的根本不是同一回事,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如果你曾經和他談過一次話,你一定會認為他這個朋友非交不可,但是慢慢地和他熟稔之後,會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很有私心的人。」

「之前他還在民進黨時,也是爭著要當總統,還好他沒當成。施明德在獄中曾經說過,蔣介石算什麼,如果讓他掌權了,他要比希特勒更希特勒。現在大家碰到施明德,見面三分情,但是對他所講的話,我們都會打折扣。」

「林樹枝說:「死道友,不能死貧道」這句話在監獄裡很流行,因為這是施明德的口頭禪。他們幾個人在牢裡就已經設計好,出獄後要怎麼做。有一次施明德和廖正雄在我房裡談話,我剛好進來所以碰巧被我聽見。施明德說:「出來一定要爭取領導!」廖正雄是有一點「紅色的」,他問施明德要如何取得領導。施明德答說:「…以後我們右轉,他們就跟著右轉(親美);左轉就跟著左轉(親共)。」他的意思是,群眾是盲從的。」

「他們之前所組成的「亞細亞聯盟」,主要是反美,不是反共,這是他們的主張,包括施明德在內,他們實際上是左傾份子,社會主義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那些共產思想的理論、書籍,他們早就已經看過了。所以之前施明德還在民進黨時,我就懷疑他是進來臥底的,否則哪來的「金馬撤軍論」?為什麼在那個很重要的時間點上,他會說出這樣的話?後來為什麼要跟新黨喝「大和解咖啡」?他根本沒有立場,這也是他後來會離開民進黨的原因。現在連親民黨也不相信他了,因為他在政壇上是一棵牆頭草。」

「在台北時,我、施明德、陳三興和一位國民黨的特務曾經關在一起,這名特務在被槍斃之前,分別教了我們許多事情,包括如何組織、革命、接管政府等情報工作。施明德現在就是拿他以前所學的那一套出來騙人,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尤其最恨他騙那些天真無邪的女孩子,自己處於被革命的位置,還高唱革命,丟臉丟死了!這種人是不是被革命的對象?獄中傳言他們的家庭是亂倫家庭,我曾向施明德求証這些傳言,他也不否認,只說是他哥哥,他本人則沒有。」

「在軍法處看守所時我關在七房,施明正(施明德的大哥)關在六房,有一天中午吃完飯,施明正將衣服脫光玩弄下體走來走去,顏錦福在一旁看了直搖頭。我問陳三興,施明正不是與你同案的嗎,怎麼會這樣?陳三興說,這有什麼奇怪?我問,那還有什麼比這更奇怪?他說:「英雄愛美人,你都不知道?」原來施明正竟將他母親當成美人!與施明德同案的陳三興和高尾雄,都曾將施明德家的私事公開,這些傳言是我後來輾轉聽來的。」

「施明德出獄後,對民進黨究竟有什麼建樹?對老百姓又有什麼貢獻?選舉一到就要找這些兄弟站台,一當選後就忘了,我們並不是一定要他感謝,我們在乎的是他到底為老百姓做了什麼?有無貢獻?結果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們這些在幕後的人才越看越傷心。退居幕後的人不是不管政治,而是希望檯面上的人好好做,結果卻非如此。當初大家流血流汗,不惜性命去拚,再看看幾個在檯面上的人的表現,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當個立委連會都沒去開,真是令人心寒。」

「這幾年來,施明德除了掛一個立法委員的頭銜之外,到底還做了些什麼?當他正紅、正神氣時,我們這些人都不想管他的事,也不想批評他,他說要為台灣人做事情,我們就看他要怎麼做,結果什麼都沒有做,只會交女朋友、玩女孩子、騙女孩子,這一招他最行。當立法委員時,他去過立法院幾次?他只是騙一些老百姓把票投給他,根本沒有替老百姓做事。我以前就看出他是這種料,老想出頭,最後在民進黨也待不住了。民進黨黨主席都讓他做了,我一開始還抱著期望,要大家支持他,讓他做黨主席看看。施明德一直說他要為台灣人民著想,他要走台灣獨立的路線,所以大家願意支持。結果大家一個個看出他這個人並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

「李萬章是個比較有義氣的人,比較愛幫別人出頭。有好幾次李萬章都想打施明德。施明德當上民進黨主席後,有一回,他身穿西裝向人炫耀說:「你看我這樣官做得大不大!」萬章看不慣他這種臭屁的行徑想打他。他能有今天,是大家把他拱上去的,有什麼好炫耀的。」

 

……例繁不勝窮舉,只能就此打住。

做為國家級的紀實文獻,竟採擇錄入這樣既難於查證,又與標題無關的雜談妄議,盡顯其偏私與猥褻,極其明顯的人身攻擊,卻大言不慚地自我標榜為革命書寫。名不符實,實不稱名,實乃典型的掛羊頭賣狗肉。

讀至李萬章所述:「回憶當初,他和陳麗珠離婚的時候,我還是保證人,那時在台中,雙方說些不反對彼此的話,也沒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將施明德放在陳麗珠處的私人物品奉還就可以了」。不禁憶及生教所和施會面的一幕,遙想當年他淨身出戶的悲憤不甘,也聯想到大里回訪時所見聚嘯一堂的濟濟多士,眼前不禁浮現一幅合圍群毆的場面…。

 

 

 

五、乘著謠言的翅膀

令我悲嘆的是高金郎。他在〈口述歷史〉中說:「施明德就將計劃告訴高鈺鐺和林華洲。演變到後來,林華洲要去告密…聽說後來是林書揚一直阻止林華洲,才未發生告密的事情。施明德之所以會告訴林華洲等人,是因為在泰源監獄時,他常與這些紅帽子在一起…」

我從1969年10月31日押送泰源關入義監第七房,直到事件發生的2月8日剛好一百天。這一百天中和高金郎一直同房,彼此關係堪稱親善。我對於事件的了解大都從他而來,包括時間、行動種種細節,甚至提到萬一失敗就從成功搶奪漁船逃往與那國島,唯一缺漏的是屠紅祭旗一節。當然,在他的立場,即使有此計劃也不可能告訴我。

金郎兄,當年因為你對我推心置腹的信任,告訴我事件的全部細節,我是多麼的感激。爾後你為了對抗施明德,就搶搭了「我要告密」這則謠言的便車,歪曲歷史變造事實,通過誣陷抹黑我來坐實施「通紅洩密」的罪狀。這種「誣林罪施」的手段既凉薄無情也有失厚道。你是身歷其境的人,當然熟知押房和外役的嚴格區隔,竟然會說出「林書揚一直阻止我」這種於事無據、於理不通的話?當時書揚在菜圃我在押房,從未接談並不認識,彼此既非同押一房也不同場放封,請問他如何「阻止」我?

至於莊寬裕所說就更加離譜了。他說:「因為林華洲初來對整個狀況不甚了解,對於當時誤傳「白的」要殺「紅的」,林華洲因而被嚇到,要求安全保護。所以基於安全攷量,押房內有人在保護林華洲,保護的目的並不是怕「白的」殺了他,而是怕林華洲跑去要求獄方提供安全保護,暴露了計劃,因此有人在「盯著」林華洲,盯他的不是我們的人,是「紅的」。

莊寬裕說得像小說甚至像電影情節,真是撒謊不做功課、造假不打草稿,虧他還坐了十多年牢,竟然說出這麼背反事實的話。姑不論這「盯著」是一種什麼情況,如何盯法?一群囚犯一天除了1小時的放封時間之外,其餘23小時都擠在一間三十來平方米的小押房內,彼此形影互見聲息相聞,還要如何「盯」?說有「紅的」在盯我?當時同房諸人根據高金郎《泰源風雲》一書第二節〈義監第七房〉開列的名單是:陳宣耿、袁錦濤、宗元魁、洪德龍、劉松昆、吳定遠、戴家興、黃聰明、高金郎、施明德、林華洲、陳泰雄等十二人,除我之外還有哪個「紅的」?難道是在〈口述歷史〉中被鄭正成罵為「左傾份子,社會主義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共產思想的理論、書籍早就已經看過了」的施明德嗎?可嘆Nori兄,既被口述諸人明指為洩密給我的人,又被暗示為監視我的人,一人分飾兩角戲份未免過重。

吳俊輝說:「記得有一天我在散步時,有位林華洲叫人來監視我,他的意思是我們這些人即將發起暴動,打算殺死他們這些「紅的人」。我對他這種說法感到很奇怪,其實我們平常並沒有任何瓜葛,只是大家的政治理念不同而已,他會說這種話,代表我們的消息已經洩露,而那時會和那些人深入接觸的,也只有施明德一人。後來施明德一直要參與這些事,也要主控此事,但很多人都不信任他。」

吳俊輝說我派人監視他。當時我和他並不同房,我又不是看守班長或監獄官,如何能夠派人監視他?我孤身一人坐牢,有什麼人可派?即使放封時能走在一起,但我和他不熟,怎有可能拿那麼敏感的事情去問他。就像他所說的,彼此素無瓜葛,毫無利害關係,他實在沒有必要誣蔑我,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要表達的重點其實是接下去的這一句:「他會說這種話,代表我們的消息已經洩露,而那時會和那些人深入接觸的,也只有施明德一人。」又是典型的「誣林罪施」模式。我成了他們手中用以打擊施明德的工具。

總而言之,所有以上出現在該書上的所謂「證言」,都是口述者將事後聽來的故事置於當年的獄中情境加以想像的全然虛構的謊言。

 

 

 

六、磨刀霍霍欲何為?

到底泰源監獄事件中有沒有「屠紅祭旗為事件定性」這項規劃呢?在〈口述歷史〉上有這樣的幾條線索:

林明永說:「行動前一天炳興傳話進來說,明天第二個碉堡會丟一枝槍下來,我們負責接應。於是當天我們藉口要包水餃,到廚房拿了兩支菜刀,和一個國民黨派的劉松坤,我們三人在碉堡下包水餃,包了一整個上午,約好十二點要行動。要行動光拿菜刀並不夠,我們的目的是要拿鑰匙放人,把其他不必要的關在押房裡,我們的人放出來。所以我和萬章說:『如果可以不殺人,就儘量不要殺人,逼不得已才動手。』」

這是林明永的慈悲為懷,不願多殺無辜,所以向李萬章提出這樣的請求。所謂「不必要的」指的是「紅方」,即把獨派人員放出去,把紅方人員關在押房裡,一放一關之間,林明永希望李萬章儘量不要殺人。

陳明發則說:「李萬章的體格好,早磨好了一把刀子藏在旁邊,準備監獄押房的門打開後可以派上用場,因此一直在押房中踱來踱去,還邊唸著:『為什麼還不開門?為什麼還不開門?開槍了,就和計劃不一樣了。』」

以上林明永和陳明發的敘述矛盾,出現了一點疑問:事發當時,李萬章到底是和林明永在外面包餃子?還是和陳明發在押房內因緊張等待而來回踱步?但不管李和誰在一起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他手上那把利刀。

李萬章磨刀待用是什麼情況呢?外面的起事者能進來開門,表示已經制服了警衛和看守掌控了局面,押房內的人根本不需要用刀。在押房內藏刀以待,又有林明永「儘量不要殺人」的苦口婆心,可見李萬章的刀就如陳明發所說,是「準備監獄押房的門打開後可以派上用場」,也就是用來屠殺紅帽子。

陳明發又補充說:「誰負責什麼原都有計劃,但畢竟是紙上談兵,實際行動與計劃卻相差很遠。那時橫豎都是死,大家就抱著要死的決心了,若是監獄門真的被打開,不知會殺死多少人。像現在我的年紀就不會去做那樣的事情了,要我去殺人已經殺不下去,但當時會做喔!」

在這裡,陳明發說得很清楚明確──不管是作為「紙上談兵」,還是真的付諸「實際行動」,團伙內「誰負責什麼原都有計劃」的,而他和李萬章就分派到了這個任務。事隔三十二年之後追懷往事,陳明發感嘆自已年紀已老,力衰膽怯,要殺人已經殺不下手了,但當時會做!

陳明發結論說:「那時監獄中台獨份子與紅帽子不和,泰源事件若發動成功,一些「搞怪」的紅帽子會死不少。因此,事件如此發展,我想是讓紅帽子『拾到了』」。稍欠政治意識的陳明發老老實實地將「屠紅」行動理解為一般監獄暴動的趁機報復,大大減損了事件的政治性,不利於台獨的革命書寫。但他說的沒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紅帽子的命,都是從起事者的失敗中揀回來的。

 

 

 

七、想像謠言的出生和成長

當年在泰源監獄時口答了一份問卷,或者說,做了一題腦筋急轉彎,題目是:「台獨要在監獄暴動時屠殺紅派,將事件定性為反共親美獨立建國的武裝革命,以尋求美國的支持。我們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只是一個「假設」,實不知其是否為真,因為從高金郎那裡並沒有「屠殺紅派」這一規劃,但我還是把它當做一個問題認真回答。我的答案是「設法消解,使不發生!大家繼續相安無事的坐牢」。

其實,在〈口述歷史〉一書中莊寬裕也表示了反對舉事的相同態度,而且還不止他一人。他說:「我明明知道不能做,為什麼事件最後還是發生了?因為一開始陳三興、鄭清田、劉梅璿等人都要我阻止行動,其中又以劉梅璿最積極…」莊反覆申論再三強調,顯示了他堅決反對卻又無力阻止的困窘,並舉例說他在舉事一週前還被主事者鄭金河跪求「不要阻止我,只要不阻止我,其他的一切我都聽你的」。最終,他也只能眼睜睜坐待事件的發生。

多年之後大家都出獄了,徐春泰將當年的答題往事告訴施明德。施明德在美麗島事件逃亡時告訴了張溫鷹…然而,世事難料,禍福自招,施明德製造、傳播的這則謠言後來卻像一把迴旋鏢,飛了回來攻向他自己。一群因為世俗利害和他勢成水火的當年同志聯合起來,利用這個謠言攻擊他。自礪其刃,授人以柄,殆為他始料所未及。

根據施明德1978年10月來信,他是在三個月前才從我的一個好友得知此事,也因初聽乍聞心生好奇而欲向我求證。此時上距事件發生已經八年,可見此一紅派內部絕密的陳年往事直到此時尚不為外人所知。即使遲至事件廿一年後的1991年,高金郎在他親撰的「政治犯監獄革命事件」專書《泰源風雲》中,從第三章〈山雨欲來風滿樓〉第三節〈泰源監獄革命的組織緣起〉、第四節〈泰源監獄革命的行動準則〉到第五節的〈放封場上〉,對於發動事件的成員構造和行動設計有極為詳細的敘述,尤其第五章〈放封場上〉更對事件爆發前莊寬裕反對、施明德爭權的細節以及大年初三事件爆發當天的實情多有描述,卻無一言半語及於告密叛賣,更無因此而對舉事者造成威脅以致必須倉猝發動的明言或暗示。他並不以我為企圖破壞起義的反革命,所以才會在該書中編入和我的合照,也從另一個側面反證了他當時還不曾聽聞此一謠言。

從以上的時序排比可見:〈口述歷史〉中所有關於我告密的謠言貎似「當年現場」親歷證言,其實全屬口述者在事件發生二十多年後根據零碎傳聞和政治需要所作的附會編造,一句真話也沒有,所有場景一切細節全屬後設的虛構。從施明德始發謠言的1978到陳儀深編集〈口述歷史〉的2002,二十餘年間這則謠言從施明德一人的「事後展轉聽說」蛻變為蔡寬裕諸人的「事前早已得知」,而且是眾所周知。蔡寬裕等人虛構情節繪聲繪影指證歷歷,塑造了事件爆發前夜一種逼迫與威脅的氛圍,從而催生了「倉促起義說」。

這則謠言在施明德階段只口耳相傳於「黨外」的政治文化圈。後來因為〈口述歷史〉的刊行,這則謠言才從施明德的「一人之言」進化為蔡寬裕諸人的「共證之詞」。眾人的共證加上中研院金字招牌的權威加持,這則謠言便廣被閱讀多所引用得以各處散布。網路上多手轉播的結果,更加生長發育得枝繁葉茂,最終形成了「泰源演義」。

林樹枝的《火種:泰源監獄革命演義》一書,依據〈口述歷史〉中諸人述詞而為小說家言,肆其想像自造情境,說我得知暴動消息後驚懼恐怖幾欲發狂,要出面向監獄方面檢舉尋求庇護,首事者逼不得已,只得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猝發難,以致一場偉大革命功敗垂成云云。

又比如曾心儀2013/6/2的網文:《施明德出賣泰源事件烈士》就有這樣的句子:「獄中一位「紅的」要向監獄長報告…」,這「監獄長」就是剛在曾版「泰源演義」中出場的新角色,以後在其他版本中可能還會有「看守甲」、「看守乙」、「外役甲」、「外役乙」陸續出場。甚至像施明德之有「求饒信」一樣,也會有人為我代筆撰寫「密告函」…。

時光飛逝,人事變遷。回想當年同囚一室不分統獨相濡以沫,其情其景,實有不捨於心者。出獄之後統獨殊途紅綠分流猶有可說,乃至同派相仇同室操戈猜疑毀謗對簿公堂。更引入外力借用公器以報私怨,遂使術者得以側身其間,歪曲事理黨同伐異,假革命書寫之名行造謠誣蔑之實。

 

 

 

八、荒誕的革命書寫

2013年7月26日《立報》新國際版上刊載了吳俊宏一篇題為〈獵殺紅帽子〉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一段:

「據坐牢34年7個月的林書揚生前告知筆者,1970年1月3日彭明敏逃離台灣後,傳回信息說,美國之所以不支持台獨,是因對台獨是否持反共的立場,存有疑慮。因此監獄內的臺獨人士,遂計畫進行一次暴動,一方面藉此暴動,喚醒國際對台灣人民革命運動的注意,另一方面,暴動一旦成功,先入監內殺掉紅帽子人士,以向美國宣示他們的反共立場,尋求美國的支持。」

兩年後的2015年5月28日,陳儀深在網上發表了題為〈泰源事件 台獨革命〉的專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敘述:

「十三年前(二00二年)筆者完成十三位泰源事件相關人物的口述史,並參閱國防部檔案,曾經撰文澄清泰源事件並非單純的「劫械逃獄案」,而是帶著政治主張的集體行動。可是這兩年,卻有少數統派的政治受難者說,泰源事件是一場「獵殺紅帽子」的行動。…這些統派受難者認知的泰源事件是要「入監殺掉紅帽子人士,以向美國宣示他們的反共立場,尋求美國的支持。如此一來,一場台獨革命行動豈不是淪為監獄內部的紅白(統獨或省籍的)內鬥?個人認為上面的說法頂多是「以論代史」…」。

由以上敘述看來,陳儀深沾沾自喜的革命書寫:「完成…並參閱國防部檔案,曾經撰文澄清泰源事件並非單純的「劫械逃獄案」,而是帶著政治主張的集體行動」,和吳文指稱獨派要「入監殺掉紅帽子人士,以向美國宣示他們的反共立場,尋求美國的支持。」以及彭明敏的隔海指示云云,都共同指向泰源監獄暴動是「尋求台灣獨立的政治事件」,而非監獄內紅白內鬥的刑事案件。陳儀深硬要排斥、抽離吳文所稱的「彭明敏指示」或「美國支持」等政治因素,豈非反把泰源事件形塑為監獄內的紅白內鬥,何來所謂「革命書寫」?總而言之,就是要有吳文所說的屠紅祭旗、彭明敏指示這些「政治性」行為,才能最終確立泰源事件是革命事件而非單純的監獄暴動。

然而,如此明顯的事實,如此淺白的邏輯,陳儀深還要歪理反駁夾纏混繞半天,真不知他呶呶不休,所爭何事?莫非他的「革命書寫」已經申請了專利,只准他一人「政治說」,不准其他人「說政治」?簡直就是《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不准(別人)革命」的現實翻版!其實在他之前早於1991年高金郎在他所著《泰源風雲》一書就以〈政治犯監獄革命事件〉為副標題,明確為事件定性。泰源事件之為政治事件是普遍的共識,並非陳儀深的獨得之祕,更不是他的重大發現或偉大發明。

吳俊宏秉持實事求是的左翼史觀,為還原歷史真相撰述此文,據史立論,直指泰源暴動是政治事件,不意卻招致陳儀深的橫加拒斥歪理反駁。陳儀深說吳俊宏的說法頂多是「以論代史」,我看他才真是以論代史,而且是以夾纏混繞的歪論代史。吳俊宏的文章明明有助於「証成」泰源暴動是政治事件,他卻因以人廢言的偏狹心態橫加批駁,還說什麼「不應以今日的信仰差異來扭曲昔日的記憶」。查攷吳俊宏的生命史,他在「昔日」就因「今日」的信仰坐了十多年牢,政治立場一以貫之,何來「今昔差異」?倒是陳儀深自己才有「今昔差異」,也才會「以今(台獨)昔(疾風)的信仰差異來扭曲(他人)昔日的記憶」。

陳儀深改宗台獨以來頻頻為文表態立志包攬革命書寫,無奈燕雀不知鴻鵠之志,無法理解舉事者欲成大事不拘小節的氣慨與胸懷,以致謹小慎微得像個斤斤計較於是否殺生害命的耆那教徒,或像刑事辯論庭上汲汲於証明被告並未殺人行凶的辯護律師。殊不知在舉事者眼中革命是超越法律的至高道德。生命,包括舉事者自己的生命,都必須服從於革命、奉獻於革命。所以,泰源事件中的「屠紅祭旗」不論其真假虛實,都屬「革命」行為而非「謀殺」犯罪。如果只是謠傳並無其事,就像陳儀深拒斥吳俊宏而亟欲加以否認的那樣,台獨們也只能遺憾於泰源事件少了幾條「革命」佐證。如果確有其事,就應該探微發隱廣為蒐求,為泰源事件多添一些政治成色,從而為革命書寫多增幾分立論根據。

從〈口述歷史〉到專欄文章,陳儀深的為文立論,盡顯其思想狹隘與邏輯混亂,而其褻用公器糾眾圍毆之舉,與乎包攬專題書寫不准他人發言之行,足見其偏私無德。中研院用人如此,有如糜鍋鼠×,更似佛頭著×,於乎哀哉,殊堪浩嘆!

 

 

 

九、謠言引導想像,想像鞏固謠言

最後讓我們回頭從時序上巡視這則謠言的起、承、轉、合,尋找它發展演變的脈絡和各個階段的樣貌特徵:

1969年10月31日,我從台北軍法處看守所送抵台東泰源監獄,百日後的1970年2月8日泰源事件爆發。

1978年夏天,施明德從徐春泰聽聞當年獄中紅派內部問卷、答題往事。這是此一紅派內部機密的首次外洩,也是這則謠言始發的時間點,施告訴Linda(或,以及其他人),Linda告訴Rosemary,Rosemary告訴我。這是這則謠言之「起」。

三個月後的10月5日,施明德給我寫了一封澄清誤會證明清白的信函。

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後施明德於逃亡途中告訴張溫鷹,張告訴陳菊,陳菊欲加阻止而不得,從此一路流傳…。這是這則謠言之「承」。

雖然施兩面做人,既寫信安撫我在先,又繼續散佈謠言於後,但我理解他逃亡路上的困窘,原諒他在受人之恩無以為報的情況下,將我扮成「黑羊」(Black goat)做為贈品餽送。對於施對我的這種消遣、消費或出賣,念在當年情誼,也就未予理會。

1991年6月,高金郎出版《泰源風雲─政治犯監獄革命事件》,書中收錄他和我的合照,字裡行間並未提及此一謠言,可見此時他尚未曾聽聞此事。身在傳播界見聞寬廣消息靈通的高金郎尚且如此,〈口述歷史〉中的其他受訪人更應一無所知。

2002年8月,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期刋出版陳儀深《泰源監獄事件專輯》。書中出現了多人對於此一謠言的「現場親歷」證言。這些子虛烏有的「親歷證言」其實是倒轉時空的「實境想像」,把出獄多年之後聽到的這則謠言加以想像後移植於1969/10/31(我到泰源)~1970/2/8(事件爆發)百日之間的當年泰源,言之鑿鑿,繪聲繪影,有如時空穿越劇。謠言引導想像,而想像又回頭鞏固了謠言!這是這則謠言之「轉」。

2011年,林樹枝出版《火種:泰源監獄革命演義》。這本書大柢根據中研院〈口述歷史〉而為小說家言,雖然細節貧乏略輸文采,卻使這則謠言跳脫瑣碎的私人恩怨,上升為獨立建國宏大敘事的一個環節。這是這則謠言之「合」。

 

謠言發展至此,在獨立建國宏大敘事的要求下,歷史的真實已經必須讓位於革命演義這種文學藝術的真實──不管這則謠言的實情為何,甚至不管有沒有構成謠言的這些事實,凡此種種都已不再重要。亞里斯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因為歷史的「真實」立足於事件的存在,詩或曰文學的「真實」端賴乎事件的合理。存在不一定合理,而合理必然存在。獨立建國正理所當然地需要這樣一則「起義─告密」或「革命─反革命」事件的對比襯托。

行文至此回頭檢點,忽然覺得這不像是一篇敘事說理的自辯文章,反而更像是一份長篇小說的寫作提要,或隱或顯地涵蓋了生命困境革命理想白色恐怖獄中日常策劃暴動指揮爭權屠紅祭旗同囚相殘鳴槍起義手刃班長臨事而懼攜械逃亡身家囑託出賣背叛反客為主奪妻占產同志相煎造謠誣陷援引術者妄事立言聚眾圍毆橫暴私偏誣林罪施手段低賤殃及池魚牽扯株連猜疑互控對簿公堂…等諸般情節,真假虛實互為穿插,具足了小說做為「虛構」文類應有的一切要素。豈真戲擬人生而人生如戲乎?

 

 

2017/1/15

 

 

 

 

參考資料:

1、高金郎《泰源風雲─政治犯監獄革命事件》前衛出版社 1991/6/00

2、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第11期《泰源監獄事件專輯》2002/8/00

3、林樹枝《火種:泰源監獄革命演義》前衛出版社 2011

4、吳俊宏〈獵殺紅帽子〉立報新國際版 2013/7/26

5、陳儀深〈泰源事件 台獨革命〉彭明敏文教基金會鯨魚網 201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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