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憑什麼對納粹事件說三道四?

我們憑什麼對納粹事件說三道四?
── 歷史與分裂症
◎王墨林

 

 

最近發生高中生扮演納粹的事件,引起台灣社會很大的反應,但我認為:我們在台灣憑什麼對納粹事件說三道四?我們憑的是西方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道德標準。

美國人憑什麼對菲律賓總統槍殺毒犯說三道四?美國人憑的也是西方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道德標準。

西方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道德標準到底是什麼?跟亞洲、菲洲丶中東、南美洲有色人種的道德標準有什麼不同?西方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納粹創傷,跟西方帝國主義在亞洲、菲洲丶中東、南美洲給予當地民眾的殖民創傷有何不同?不用毒氣殺人就比較文明嗎?別忘了,日本殖民在台灣的霧社事件也是用瓦斯毒氣把一個原住民部落殺掉,沒有對霧社事件道歉的日本,現在還是美日軍事同盟呢!

 

高中生說我們只是在呈現一段歷史,那麼我們是否要先問他們對歷史的概念是什麼?當然我也知道這個問題在後現代的全球化時代其實是找不到答案的,是的,在當代,歷史這個詞語所象徵的意義是多元的,高中生想要呈現的一段歷史,是要平反歷史?還是在戲仿歷史?就像這部紙紮坦克車,只是一個粗糙的玩具,很像台灣習俗燒給亡魂在另外一個世界用的,反而是在開納粹一個玩笑了,但也可能他們更想辯証法西斯幽靈仍在台灣上空盤旋不去,就跟他們參加的太陽花、反課綱、同婚平權的街頭運動一樣,表現新世代的反抗文化。

沒想到,以色列在台灣的相關單位對台灣教育部建議,應該讓學生去看「辛德勒名單」這些反納粹的好萊塢電影,原來我們亞洲人從好萊塢電影就可以學到西方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歷史,噢,我明白了,好萊塢電影其實就是西方政治電影。

曾經產生納粹的德國,也產生一個當代傑出的劇作家穆勒(Heiner Muller),20世紀70年代的德國,在他的《Hamlet-machine》中,Hamlet是一個無力去實施具體行動的年輕人,他失去了對烏托邦的幻想,他需要的只是讓自己在歷史被遺忘的空洞中,就變成一個沒有痛苦、沒有思想的機器,這就是當代人所處的狀態。

但這是20世紀70年代在台灣的現實情況嗎?當然不是,那時我們正在冷戰-戒嚴-反共的監控下,我們的身上也存在著一種無力感,是對當時自身處於一種封閉的現實,而無法改變的無力感。

但,為什麼《Hamlet-machine》中的Hamlet,跟小島上的我們所面對的處境,又是如此的相似呢?這就是當代政治不管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在威權體制下,歷史都遭遇到資本主義或威權政治的壓抑,給民眾帶來在身體存在上產生各種分裂症,歷史在以現代性為名,把人性、社會丶政治都置換成為國家意志下對身體的暴力治理。

愛因斯坦去世前,對人類發出了警告,他指出,科學可將人類引向幸福與繁榮,更可將人類引向恐佈與毀滅。這裡「科學」一詞,也是「現代性」的修辭。

2008年我邀請了法國當代藝術家夏伯(Clyde Chabot)來台灣發表她一個跟《Hamlet-machine》有關係的影像裝置,我從展場散落一地,可以任人檢拾的劇本台詞裡的字卡,檢出了兩張字卡,拚貼成一句我的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歷史記憶,這句話是「我們的吶喊是一道傷痕」,這句話於我意味的是,「遺忘」仍存留在我的身體裡面。

 

 

170118

▲卡謬:我反抗,故我在。

 

 

在我苦悶的青春期讀到了卡繆的《異鄉人》之後,這本小說變成我的「聖經」。卡繆的「我反抗,故我們存在」,是我在非主流劇場工作三十年的能量來源。卡繆的「反抗」更是對「歷史」的反抗,他說:寧可要全面的不公,也不要片面的正義。他又說:反抗經過漫長的歷史,愈來愈激烈,成為壓不住的怒火,乃至於決定以形而上的謀殺來回應這世界上的殺戮。這句話包含了我們這次的《Hamlet-machine》,也在回應台灣這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歷史記憶,對台灣人身體殺戮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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