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陳映真】
憎恨的「反紀念」書寫
──讀廖偉棠論逝者陳映真先生
◎趙剛
廖偉棠先生的這篇文章〈假如魯迅活著──寫於陳映真先生逝世後〉，初看令人生氣，再看有那麼點意思，三讀則令人嘆氣。
1. 生氣
據「作者介紹」，廖先生是個「詩人、作家，與攝影師」。看完了他這篇文章，我更加確信，一個詩人，寫詩之餘，不妨寫散文，若是要議論，可以寫詩論，而若意欲議論當代、臧否人物，則要特別留神。
這樣說，並不是說廖先生的這篇文章寫得不好。寫得好啊！不然，我怎麼會讀三遍呢！但三遍之後，我的感想是：這麼憎恨褊狹的心性，要如何寫詩呢？佛洛斯特說：「一首詩起始於愉悅，終底於智慧」。我倒不確定是否一定得起於愉悅，也許起於困擾呢，但我相信是「詩」，總該是一種發現的藝術吧。一個人這樣感受如此吟哦，於是他看到了他改變了他提升了。但廖先生的這篇文章的心情狀態，我看更是起於憎恨終於憎恨吧。這樣的文字墮落了你或洩露了你，或同時。廖先生的詩與文不相侔嗎？
難以說廖先生心恨的是陳映真。他自陳他對陳映真去世的感受是「五味雜陳」，並繼而回想起他自己在「本世紀初」所提出的一個自問：「你愛陳映真，可是陳映真愛你嗎？」
我感受到一種類似被情人遺棄而滴血的心。但陳映真怎麼就離棄了廖偉棠了呢？
那是因為廖先生曾經在他二十年前，也就是二十歲出頭時「通讀全部《人間》雜誌」而景仰、仰慕、愛慕的陳映真，後來，在他看來，竟然轉而擁抱了「北京權力」。
「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如果用成語表達，這就可以是廖先生「寫於陳映真先生逝世後」這一串文字的核心意思。當然，他是詩人，他不會這麼說。在網路媒體上，有人說陳先生死在大陸，是「求仁得仁」，對此，廖先生則說「吾不能言此，吾不能言」。
一個四十歲剛出頭的文壇後進，在得年八十的陳先生走後沒兩天，就以如此的文字「紀念」一個屍骨猶溫的文壇前輩，不也太澆薄、太操切了嗎？ 你說，大概是「文學的力量」，使得年輕人寬容了陳映真。怎麼你就如此操切凌厲呢？您不還是詩人嗎？
什麼樣的「能量」，暗黑的或閃亮的，讓廖先生寫下這樣的文章？不好說。有些因素很物質、很現實。我注意到他是「上報」的專欄作者。輪到他寫專欄了，本來他可以不寫，或他將來可以慢慢寫，但他畢竟於是就寫了，因為輪到他了。有時候，世界就是如此無稽。
但除此之外，我想更是因為廖先生的一種暗黑的恨吧。他不直接恨陳映真，但恨陳映真不恨（或不像他那樣恨）「北京權力」與「毛澤東」。後者是兩岸三地「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的共同「反圖騰」，一碰觸就咬牙切齒甚至暈眩白沫。對他們而言，「北京權力」雖然已經「走資了」，但仍是從毛澤東（或幽暗中國傳統）以降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嫡子，為了「現代」的緣故，絕對是要反對的。因為這是一種摩尼教式的善惡二元論的大是大非，從而一切對於中國革命或革命中國的非教條的理解、解釋與評估，都是和他們自命走在歷史終點的「善」唱反調，而屬於「五毛」。廖先生就說陳先生的「許多辯論與今天大陸流行的『五毛文』無異」。把陳先生的思想肢解，取其一段話，得到這個比附性的結論，實在讓人生氣。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陳映真的〈歸鄉〉（1999）與〈忠孝公園〉（2001），你讀了嗎？讀了，就不該沒看到陳映真對於「文革」的複雜批判，與對包括「中共政權」在內的任何政權的質疑態度。先生有信念、有立場，有始有終，不忘初衷。
在本該「包容」與「開放」與「多元」的自由派/公知身上，我們看到最澎湃的教條主義，而後頭充斥著反歷史、反智的使徒叢結。
因此，廖先生在可以不提出充分證據，不進行細緻思辨，不具備參照上下文的公正下，更談不上一種知人論世的理解能力下，遽爾地說陳映真「唯經濟發展至上論」，輕佻地說陳映真「對自身信仰過於執迷的盲目」，甚至，類似「狼來了」地說陳先生「已經成為統戰的人質了」。
於是，濃縮全文，廖偉棠對逝者的最嚴厲指控其實就可以是這樣一個陳述：
作為一個優秀的文學家與《人間》雜誌的創辦者，陳映真雖「本質上是魯迅這樣的自省者」，但是，因為他「既愛魯迅又愛毛澤東」，就註定了他的悲劇，因為他必然會認同「北京權力」，從而不僅對惡不作聲，甚至參與到惡。然而，他畢竟不是只想謀權勢名位的庸俗者，他或許是想利用北京權力以遂己志，但利用不成，反被利用當成人質，於是只能在無奈中轉而自欺──「一種英雄於困頓中的自我欺騙」。還好，陳映真最後十年中風，要不然啊，將墮落得更不堪。還好中風，啊，「吾不能言此，吾不能言」。
這就是廖偉棠在先生方逝之際為他編出的一生的故事，急迫地想蓋棺論定，但粗鄙拙劣，倒像是一篇山債版的莎劇Coriolanus。但廖君卻為自己所編的故事，所創造的悲劇英雄，「念之沉痛不堪」。
別裝了！或，別演了！你，太入戲了！──我只能如此說。生氣。
2. 有點意思
那麼，生氣之餘，為什麼還覺得這篇文章有點意思呢！因為，這篇文章無意中展現了一個客觀有趣的問題：什麼是左派？
在台灣，現在還有誰不要當左派？左派多麼正確！左派多麼犀利！左派多麼正義！左派多麼進步！
以至於連廖偉棠（或其他人──以後有空再說吧）也要買左派的好，表現出他也可以是（讚賞）左派的，而陳映真，反而是左派的變節者或「墮落幹」。「左派」，對廖偉棠而言，大概就是一大堆政治正確與身份政治的總和罷。你環保嗎？你反核嗎？你支持性別平權嗎？你支持弱勢團體嗎？你反國家機器嗎？你反父權嗎？你反全球化嗎？都勾了，你就是。透過這些姿態，廖偉棠對「左」的包裝就達到了以「人道主義」之名封頂的效果。這樣一個透過與「普世價值」與「歷史終結論」結合的「人道主義左派」，於是，變成了全球左派的標準身分。特朗普贏了，全球的左派都哭了。
而這恰恰就是二十歲出頭就「通讀全部《人間》雜誌」的廖先生，所理解、所定位的「《人間》雜誌」。「《人間》雜誌」是什麼？在他的詮釋學中，就是「同情弱勢」的人道主義的左派，而這叫做真左派。但二十歲的廖偉棠乃至今天四十歲的廖偉棠，曾經想過，這個雜誌的「左派」與「中國」與反帝、與反殖的議程，是能夠切割得了的嗎？曾經有那麼一刻，這個雜誌是僅僅站在歷史終結論地基上拿著西方新左的政治正確姿態嗎？你因誤解而感動，然後拿著這個「感動」去衡量陳映真，然後輕便地、極輕便地，論斷陳先生缺失了「反省力」，與從而的「墮落」。先生自執筆以來，沒有一刻不在台灣，也就是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上頭論述。
類似上述的對比，你（們）也在建構一種類似的對比：把「魯迅」教條地、絕對地對立於「毛澤東」。在你們的扯著普世價值大旗獵獵作響的頭顱裡，迴聲地臆想：魯迅只是一個同情弱勢反抗專制的自由民主「現代化人」吧，而且僅此而已。於是我們不難看到一種趨勢，不是刻意忽略魯迅，就是把魯迅硬往胡適那兒修正。
陳映真的左翼當然有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自始至終（啊，這個「終」終究到來了！）。自始至終，陳映真有一隻超越世間左、右翼二分的眼；一隻類宗教性的、不妨說是「人道主義」的眼。他用它來看到現實政治的精神缺憾，但他更常也以現實的、歷史的、中國的、第三世界的、民眾的實踐，來惕勵那個理想之眼，使其免於虛矯、形式、乃至作偽，乃至成為壓迫與剝削的共犯。沒有掌握住這個辯證，是沒有辦法討論陳映真的「人道主義」的，也無法理解他的「《人間》雜誌」。
無獨有偶地，我注意到有一種詮釋力量正在將「《人間》雜誌」簡單地人道主義化，把「魯迅」便宜地「現代化派」並把陳映真「本土化」。對這個趨勢，我注意著。
3. 嘆氣
我第三次讀這篇文章時，有一行小字抓住了我的眼球。也是在文末的「作者介紹」裡，說作者「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無來由地，我聯想到陳映真小說〈唐倩的喜劇〉裡的羅大頭；那位取代胖子老莫成為讀書圈新沙皇的搞「邏輯實證論」的羅仲其。某夜，在一陣激烈爭吵後的甜蜜復合之際，羅告訴了唐倩小姐他的往事，他說他有過一個幸福而富裕的家，然而「共產黨鼓動暴民在一夜之間毀滅了一切」，然後：
「我一個人流浪，奮鬥，到了今天。」他啜泣說：「比起來，他們搞存在主義的那一個懂得什麼不安，什麼痛苦！但我已經嘗夠了。我發誓不再『介入』。所以我找到新實證主義底福音。讓暴民和煽動家去吆喝罷！我是什麼也不相信了。我憎恨獨裁，憎恨奸細，憎恨群眾，憎恨各式各樣的煽動！然而純粹理智的邏輯形式和法則底世界，卻給了我自由。而這自由之中，你，小倩，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這個雖真實但極其無厘頭的聯想，讓我想起陳映真在小說裡的那種很幽微的對於羅大頭的某種同情。羅的憎恨、羅的思想，以及羅的悲劇……，那所有的後頭，投射著中國現當代史的一個縮影。相對於他對羅的一種同情，陳映真對於胖子老莫，那位存在主義教主，則是極盡挖苦之能事──那完全是一條變色龍、一個偽君子、一個虛榮者，與一個嗜血者，老是想在小小的讀書圈裡建立自己「教主」身份，老是不忘任何一個可為自己積累名聲的一個丑角。
於是，我反而覺得廖偉棠詩人的那種一反尋常的褊狹急促憤恨，可能是「事出有因」的，從而也許是值得理解吧！他至少沒有利用陳映真來吹噓自己的「偉業」。於是我為「羅仲其」嘆了一口氣。
4. 智慧
羅仲其祖籍是江西人。廖偉棠是廣東人。他們的傳記中也許纏繞了太多的對於「毛澤東」、對於「北京權力」的不可化解的黑暗執念。同理，也應該有一群人，是和「羅仲其們」站在對立立場的，可說是某種「建制派」罷。相對於這兩群人，我們在台灣的中國人，有一種「無牽掛的輕鬆」以及一種「無知的優勢」。我們可以因為我們畢竟沒有身體捲入這個革命運動，從而對中國可以怎樣往前走，提出一種較抽離從而可能也許比較「客觀」的論述。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好比兩個爭吵的人，恰恰因為我都不認識，從而不站隊，也許反而比較容易提出一種不一樣的解決之路，至少可作參照。如果是這樣，那麼，像廖偉棠與余杰等，那不是來幫台灣人的，恰恰是來把台灣人民拉進一種莫名的、被強制注射的憎恨漩渦之中。而又如果我們接受一個前提，也就是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台灣的命運畢竟和中國大陸的命運，喜歡或不喜歡，是分不開的，那麼，我們就必需要找到一個有效的立場與姿態，積極介入。而在這個越來越迫切的自立自救的過程中，「廖偉棠們」的論說與情感模式，就必然是一種首先要排除的路障，因為它提供的是憎恨，而非智慧。憎恨只能敵我站隊，智慧則是求得出路的發心。朋友們，你不一定首先要認同中國，但就算只為了你自己，你也得首先試圖重新認識中國，而後者又得首先從「除妖魔化」開始，因為不如此，中國是無法成為一個認識的標的。
如果這樣就是「五毛」，那算我一個。
【編註：趙剛所評論的廖偉棠文章刊登於《上報》：假如魯迅活著—寫於陳映真先生逝世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