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陳映真】
陳映真二三事
——因鍾喬《人間男女──幌馬車變奏曲》而想起的……
◎林深靖
「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2016年11月17日，鍾喬導演的舞台劇《人間男女──幌馬車變奏曲》在台北市汀洲路的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上演。舞台上七位演員以靈動曲折的肢體和歌聲，集體演繹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悲情記憶。故事以藍博洲小說《幌馬車之歌》所鋪陳的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案為主軸，終場則以上述那一句話收尾，語出陳映真小說《山路》。主角蔡千惠臨終的一封長信，如此質問。
資本主義世界的瘋狂墮落，清清楚楚
同場看戲的，有幾位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包括拉得一手優雅二胡的史庭輝、於今擔任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長的蔡裕榮，以及因為成大共產黨案而繫獄10年的吳俊宏。意外的，還碰到目前在日本立命館大學任教的徐勝，徐勝是韓國政治犯，1971年入獄後被嚴刑折磨，直到1990年才釋放。散場時，在樓梯口相遇，難免聊上幾句。
「鍾喬的戲，用一個問號，一個巨大的問號結束。」我首先拋出來這一句話，作為劇評的起點。詎料，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分析，或者大陸現況的定位，常常也是台北的朋友圈爭執的起點。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會不會使得昔日的血淚犧牲，都變為徒然？會不會使得當今的一切努力，都化為一場空？這不僅是一個問號，而且是一個殘酷的問號。這個問號，讓鍾喬這齣試圖重現黯黑時代理想男女的戲碼，帶有殘酷劇場的性質。
問號，尤其是巨大的問號，很難有短小、立即的答案。戲後，意猶未盡的朋友呼聚到新店溪堤岸的「小地方」，露天寒風中，舉杯繼續尋索。徐勝與我同桌，談到韓國總統朴槿惠近日的青瓦台醜聞，談到惡賈奸商川普入主白宮……足堪安慰的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墮落，尚待辯證；資本主義世界的瘋狂墮落卻是清清楚楚，再明白不過！
11月21日，鍾喬的戲、陳映真的小說、「小地方」的酒精糾結在腦海中尚未散去，我到了北京，參加一個由北大主辦的會議。
翌日，在北大校園內，聽聞陳映真過世的噩耗。
當晚，北京在地朋友帶來幾瓶二鍋頭。對於陳映真，對於「大頭」（朋友間對他的暱稱）的記憶，太過龐雜，似乎必須借助透明的酒精，才能夠喚醒。
真摯、凝重、餘音綿長的字裡行間
當然，陳映真在《山路》藉由蔡千惠臨終長信所留下來的巨大問號，即使從台北尋覓到北京，也不必然能夠找到答案。
我想到的是，這種信件表達的形式，這種真摯、凝重、餘音綿長的字裡行間，陳映真不僅在小說中擅長，在日常的、真實的生活中，也是他習慣的溝通方式。許多朋友手中都收存有來自大頭的信件，我的書櫃裡也留藏了幾封他的親筆字跡。陳映真對待朋友、晚輩，真摯、溫暖、寬厚。讀《山路》，與大頭有過交往的人，很難不從「國坤大哥」這個既缺席而又無所不在的角色，窺見陳映真本人的身影，也很難不生出《山路》中所描述的，在革命夥伴之間的那種「深摯、光明、無私而正直的友情」。
1985年，《人間》雜誌創刊時，陳映真約了幾位青年學生，在武昌街的明星咖啡會面，我是其中之一。後來有幾位投入《人間》的工作，寫作、攝影、駐點紮根、探尋被淹沒的歷史，召喚白色恐怖期間仆倒於馬場町刑場的左翼英魂，同學藍博洲是其中之一。服完兵役後，我到法國念書，完成碩士論文，申請博士班時，需要推薦信，我跨海求援。陳映真二話不說，滿足了我的要求。1995年，我結束法國的求學生涯以及雷諾車廠的工作，回到台北討生活。當時，《人間》雜誌早已結束，《人間》出版社還在。就在潮州街一棟老舊公寓的頂樓，陳映真所召集的讀書會，還是有「人間男女」絡繹於途，而我已成為學生們眼中的「大哥」。不過，出現在讀書會的，除了青年學子之外，也有幾位老左，包括去年年底離世的林孝信，以及目前在農業生物科技領域享譽國際的楊寧蓀。
當年陳映真主持的讀書會，記憶中，很用心地讀過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也曾經把1963－64年間中蘇論戰的《九評》，一篇篇拿出來分析考究。矢內原忠雄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耿介不屈，「以骨頭為筆，以血汗為墨」，堅決反對日本當局武力侵華，即使因此得罪當道，被硬生生剝奪教職，他還是一以貫之。這是傳統大儒的風骨，陳映真身上也是這樣的味道。我後來對於日據時代歷史的興趣，乃至對於1960年代日本安保鬥爭的好奇探索，這段由陳映真帶領的集體閱讀過程，是一個關鍵。至於《九評》的閱讀，則延伸到有關「一國社會主義」的論爭，這是後話，留待往後有機會再說分明。
綜而言之，鍾喬的戲以「人間男女」為名，除了召喚白色恐怖時期好男好女的魂魄之外，也映照到1980年代曾經投入到《人間》雜誌工作的諸多夥伴，乃至爾後在人間出版社狹小的樓梯道出出入入，在讀書會風簷展頁的老少男女。陳映真留在人間的，正在悠緩地，被從頭說起。趙剛說了，陳光興說了，鍾喬說了……，還有許許多多，等待被敘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