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自述：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
◎楊逵
▲1915年爆發的「噍吧哖事件」給楊逵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我的家鄉在台南縣新化，位於台南市到玉井鄉的途中，玉井是民國四年噍吧哖人民抗日事件的地點。
事件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當局動用了炮兵與武裝部隊去鎮壓。
這段時間，整個鎮上的每一家都關門閉戶，我家不僅不能例外，反而因面前的這條街正是日本炮車經過的街路，尤其緊張。
我家是老房子，門是用木板做的，門縫很大；我握著雙拳，眼睛貼在門縫上，把日本軍浩浩蕩蕩經過的情形看得很清楚。
我是民前六年生的，這時只有九歲，自然不懂得什麼，但卻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日軍鎮壓過後，傳說很多。
有的說：日軍看到有人就抓，不管參加不參加都把村民關在廟裏。
有的說：日軍迫著村民挖個大坑，把農民們蒙眼排隊，一個個砍頭踢下去，製造萬人坑。如此就地被虐殺的不算，被串在一起送到臨時法院的也有幾千人，被判死刑的就有六百多人。
我的兄長楊大松也被抓去當軍伕，替他們搬運軍火糧食，回來之後也證實了這些事情。
後來我到台南讀中學，仍念念不忘小時候目睹以及聽到的這次事件。
那個時候我的讀書慾很盛，每有空就逛古書店，也常到圖書館去找書看，在偶然的機會，買到一本日人寫的「台灣匪誌」。回家一看，寫的都是這類事件有十多次，噍吧哖事件也列在其中。
對我們而言，噍吧哖事件是對抗日本迫害的民族運動，參加的都是民族烈士，而日本人竟把他們當做匪徒。
其後又得悉，日本中央政府曾發佈了所謂「六三法案」，授權台灣殖民當局任意立法「匪徒刑罰令」，得依法把抗日同胞處以極刑。
因此我才理解到有些歷史之不可靠，有些法律之不公道。真是弱肉強食。
我小時候就喜歡到鎮上媽祖宮去聽一位老先生「講古」，到我認得幾個字之後，就喜歡看小說，因此，我決心要做一個小說作者，把這些被歪曲了的歷史糾正過來。
我這一輩子，除了抗日實踐運動之外，也寫過幾篇小說和劇本，好壞我不敢講，但都是走這條路線的。
我在中學讀書那幾年，每年暑假都有留日學生組隊回來到處演講以啟發群眾，我去聽過幾次，也結交了幾位朋友。有一次，他們到我住宿的地方來，聽見我的同學在唸一首英文、台語、日語連成的打油詩：
Country King Policeman（草地皇帝是警察）
腰佩油抽 汪汪汪！
他便說：你們都很天真，罵這些混混幾句有什麼用？你們把他們腰佩的劍說成「油抽」好玩，但它是可以殺人的啊！你們把他們說成狗，但那不是空吠，也會咬人的。我們要民族自決，要解放我們的土地，就應該有學問，有信心，有覺悟，有組織……才成。光戲謔幾聲是沒用的。
他這幾句話給我很大的啟發。
他還說：在東京可以接觸到世界各國自由思想家、改革者的著作，也可以看到世界名作家的書，又可以半工半讀。
泡在這裏的中學，經常聽他們皇民的教條，聽日本天皇的敕語，看那些統治者的霸道，我早就有點不耐，一聽到這位新交的朋友的話，我就不想在這裏繼續混下去，決心跟他走了。於是民國十三年暑假中籌備了一切，跟那幾位朋友到了東京。
那時，我的家境並不好，父母兄長聽我說可以工讀，不必靠家裏匯錢，雖然有點不放心，也就勉強答應了。我把二哥給我的一把小提琴賣掉，自己又有一點小積蓄，家父也給我一點錢，湊了五十多元。大哥又把他新婚的棉被與西裝給我，看起來到也不太寒酸。但付了車資船資，以及與朋友合租一個小房間後，已花了一半。因此，一到東京就馬上找工作。
因為在不景氣當中，失業者很多，要找工作很難。我做過水泥匠、土木匠的小工，到郵局分發信件，在街上拄電桿，木工匠、玩具匠的小工等十多種工作，都是臨時工，很不安定。甚至像在「送報伕」那篇小說裏所寫的，被騙取保證金之後被趕走的也有。
不過也因此擴大了視野，親身經歷了時代的慘酷，也結交了許多知心的朋友。參加過幾次「台灣議會請願活動」的遊行，也參加過幾次「五一」的工人示威運動。
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所提的「民族自決」宣言給我很大的鼓舞；因為和會決定將原屬德國殖民地的山東送給日本，而日本又逼著北京當權者承認他們所提的廿一條件，於是引起了五四運動，這些都促使在東京的中國人結合在一起。
我到東京一兩年後，日本內閣改組，軍閥抬頭，田中義一大將當了總理大臣。他向日本天皇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摺，認為東北是日本的生命線，主張以武力奪取並侵略中國。
當時，日本一些反對侵略戰爭的知識份子與工會聯合，在日本皇宮「二重橋」前舉行了一次「打倒田中反動內閣」的示威遊行，這是我參加和平運動的第一次。
第二次則是為了朝鮮問題。
朝鮮和台灣一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反對日本侵略政策的許多朝鮮人被日警抓了，在日本的朝鮮人便計劃在市區舉行演獎會，我和十多位有正義感而反對殖民主義的日本人便決定出馬支援他們。
聚眾很多，但預定時間已經過了，還看不到有人上台演講。這時，有人報告，預定上台演講的朝鮮人都被關起來了，我們支援的人便臨時上台宣佈開會，準備照預定的順序上台演講。
但宣佈開會的話還未說完，臨監的警察便命令中止、解散，佈置好的警察隨即把群眾趨出會場。
這回我是被佈置在入口處，被趕出去時，我便當了頭陣（參加這樣激烈的運動我是第一次，真是土包子，不會觀前顧後），一出大門我便舉起雙手喚：「列模啦！列模啦！」（示威遊行！示威遊行！）卻被站在門邊的警察拎住矜領，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這次被關了三天，是頭一次坐的牢。被關的人一共有三十八個，除了我與一位日本人，其他三十六個都是朝鮮人。
民國十五年前後，社會運動的發展達到頂峰，在台灣的發展也非常迅速。農民團體、工人團體、文化團體等就像與後的春筍般抬頭，鬥士（當時社會運動的工作者都被叫做鬥士）的需要也非常迫切。我在東京經常接到各種團體負責人來催，有的以傳言、書信，甚至也有用電報催的。
那時我學業雖還未完成，但也覺得情勢迫切，於是在民國十六年九月中與幾位朋友回到台灣來了。
巡迴演講是由留日學生利用暑假回來帶動的，如今各種團體，尤其是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等這些全島性的組織都有巡迴講演隊，經常到窮村僻地演講，並組織群眾。我一回到台北來，當天晚上就被捲入這個波浪了。
在這熱滾滾的活動中生活了差不多兩年，日本軍閥重獲優勢，在他們向東北發動侵略前，在台灣也發生了所謂「二一二」事件，抓了四百多人。當時我和葉陶住在彰化，負責彰化與鹿港兩個讀書會，經常與賴和、楊守愚、黃朝東等在一起。
因為家父急著要我們回家公開完成婚禮，就趁二月十一日應邀參加台南總工會大會演講之便，決定二月十二日回新化家裏做男主角，家父也說一切準備好在等我們回去。
二月十一日在台南總工會大會演講後，當夜我們住宿在文化協會台南支部，十二日早晨正要回新化完成婚禮時，我同葉陶雙雙被捕，足鐐手銬被扣在一起，經台南警局、台南監獄，被送到台中監獄。圍觀的人都竊竊私語，指著我們說是私奔被抓的，我們都覺得好笑。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同天要回家結婚的，卻受到警方的「優待」，給我們一次官費的密月旅行。
但一路上我們非常擔心，準備好一切等著我們回家完婚的父親以及家人、朋友，因我們突然的失蹤，不知道要如何焦急呢？真是罪孽。
這是第九次被捕，坐了十七天的牢。
原本我赴日的目的在學習文學，想透過小說創作來糾正被歪曲了的歷史，這心願卻因不斷地參加抗日實踐運動而落空。
偽滿洲國成立前，各種抗日團體都受到迫害，被加緊控制而幾致解散，一些朋友有的沉默、有的跑到大陸、也有人轉入地下活動的。我想，我決不能如此，一旦到地下，我就不能承負起文學使命了。
當時，為了生活，我做過各種各樣的勞動，輾轉到了高雄內惟，就是壽山山麓。以一年八元租了一軒據說常會鬧鬼無人敢住的房屋住下來，白天上山砍柴，積了幾天夠滿一車，才向朋友借來一台拖車載到高雄市去賣。
每次賣的錢只夠買半斗米、一條鹹魚，有時後還可以買到一本雜誌。卻未曾有為五斗米折腰的打算。
生活非常困窘。葉陶懷第二胎臨盆時，我身上只有四個銅板，連到高雄請個助產士來接生的車資都付不起。只好就進隨便找個老婆子來接生，以致這個孩子到十幾歲時，肚臍還經常出血，又患了夜盲症。
就在這段時間，我寫了半部「送報伕」，經賴和先生寄到台灣新民報。
報社決定採用時，打電話叫高雄支局的記者來找我說：「送報伕」已決定採用，叫我趕快寄去下半部。沒想到這下半部寄去了經過半年之久，卻似石沉大海，一點消息也沒有。後來才聽說是被日本當局禁掉了。嬰兒難產，小說也難產，如此，我在台灣發表的就是只有半個「送報伕」，無法下回分解了。
民國廿三年，台中成立「台中文藝聯盟」，我因為好久沒有跟他們聯絡，他們不知到我的去處，沒法通知，我也全不知道。
後來，籌備委員之一的何集壁才從賴和先生那裏得知我的住址，親自到高雄內惟來看我說：文藝聯盟要出「台灣文藝」月刊，一半日文一半中文，要我回台中幫編日文版，於是我才回到台中參加文藝聯盟的工作。
就在這時才在何集壁家裏看到了「文學評論」這本雜誌。
兩年來輾轉搬家，流落到高雄壽山山麓以砍柴賣柴渡日，實在與這個世界太疏遠了，變成了土包子。難得幾個月才能買到一本雜誌，報紙也是到高雄賣柴的時候，有時三天，有時一個星期才到圖書館去看一次的，連「文學評論」這本雜誌是在東京當時的朋友們辦的我都不知道。
於是我把「送報伕」前半部與後半部合起來抄寫一下，隨即寄到東京去。想不到很快的，當年十月，「送報伕」的全文便在「文學評論」雜誌上登出來了。
這一次給我打足了氣，非常高興。
文聯的朋友們，尤其是何集壁和張深切，都以台灣人的創作頭一次在日本著名雜誌登出來而高興。至於賴和先生的高興就有點不同層次了。
「送報伕」這篇小說是由他經手寄到台灣新民報的，他好像是「送報伕」的助產士，但卻只給接生了一半， 一直為尾巴生不出來而遺憾。等了將近兩年，突然看到「送報伕」全文出現在東京的雜誌上，他幾乎比我還要興奮。尤其是他最關切的糖業公司逼害農民的那一段描述都沒有剷除，他似乎感到有一點意外。
這是漏網之魚嗎？
畢竟，統治者是不會承認他們的罪惡的。
正和今天日本文部省修改中小學課本裏頭的日軍在整個中國的慘酷暴行以欺瞞其幼苗的軍國主義合理化行為一樣，「文學評論」進口台灣時又被沒收了。
但是「台灣文藝」的編務工作卻碰到了釘子，因為原編輯不肯放手，而我們之間的審稿意見時有出入，由於這些內部組織及人事問題無法妥善解決，我便退出，獨自成立「台灣新文月」月刊，連續出版了十五期及「新文學月報」兩期，到七七事變前的文化整肅中也被禁刊了。
七七事變後，整個台灣的文化活動幾乎被「皇民化」運動淹沒了，於是我只有放棄一切，全力墾植首陽農場（取自首陽山典故，自勉寧餓死也不為敵偽說話），一直堅持八年。
到抗戰末期，在台灣的日本人當中，有許多官史、記者、編輯及大學教授當中出現了一些厭惡戰爭、反對日本軍閥侵略政策的人士，又開始和我接觸；如台大教授金關、中村等「台灣民俗」雜誌的同仁們，又如總督府的雜誌「台灣時報」月刊的編輯植田、淺田等，又如奉公會「台灣文藝」雜誌的編輯池田、台灣公論的編輯、新高新報的記者等，都常到首陽農場來訪問、邀稿，我才開始再拿起筆來。
這段期間我比較喜歡的作品有「泥娃娃」、「鵝媽媽出嫁」、「剿天狗」、「石底煤礦」等。
民國卅三年末，台灣新聞編輯由田中與共同通信社松本一同來看我，說要利用「皇民奉公會」的「藝能奉公隊」演出我改編的「怒吼吧！中國」，而已得到台中州特高課長田島的答應。於是便開始積極地排練卅四年初在台中、台北、彰化三地連續演出，都收到很大的效果。
這齣戲是描寫鴉片戰爭時英國侵華的慘酷史實，當時卻正好影射到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真面目與中國人振作抗敵的場面，對於觀眾感銘很深。
日文的演出既得到預期的效果，我們希望再來一次用台語的演出，又得到了特高課長田島的首肯。我便在花園裏組織了「焦土會」，以焦土抗日的心情召集了三十多位朋友到花園來，一邊翻譯，一邊排練這齣「台語版」的「怒吼吧！中國」。可惜排演還未完成，日本天皇就在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戲也演不成了。但這次日本軍閥的成就卻是日人死傷數百萬，中國人的傷亡就在千萬人以上了。
八月十五日早晨聽到日本天皇廣播之後，我立即把「首陽農場」的招牌卸下來，換上』一陽農園」，因為這一天我們看到「一陽來復」了。小時候就堅持的「民族自決」與「解放我們的土地」的宿願，已於日本天皇在廣播中向全世界證實了。
今天談的故事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一個小孩的心路歷程，這一年我已經四十歲，早不是小孩了，深深感覺到和平建國的重担正壓在我們肩上，但我的許多朋友都興高彩烈的表示絕不退縮。
今年我是七十七歲，再三年又是另一個四十年，這四十年的心路歷程請聽下回分解。但願大家不要爭權奪利，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下去，跑向自由、民主、和平、快樂的新樂園。
（1982年5月7日應邀至輔大草原文學社講故事，筆錄整理而成。原文登載於楊逵文教協會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