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體已出現制度性危機
◎何亞非
當今世界變化很快，有點像萬花筒，令人目不暇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過去八年了，世界經濟依然增長乏力，系統性金融風險處處累積，債務危機持續在歐洲、日本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發酵。在新工業革命和資訊革命疊加的今天，美國推崇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已經失去市場，各國普遍都在探索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並在思考政治體制的有效保障作用。
隨著全球化弊端日益暴露、國家之間和一國內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反全球化思潮和力量助推民粹主義上升，已經影響許多發達國家的政治生態。近年來大國地緣政治的爭奪和博弈有加劇趨勢，衝擊了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勢。
這些歷史性變化近年來日趨激烈、表面化，暴露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內在制度性危機，也觸及現有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的根本，值得認真研究、高度關注。
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奉行精英治國、西方精英治理世界。因此，在政治體制和經濟模式上，設計了一整套 “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制度性安排，不僅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實行，並以強大軍事實力和意識形態強勢做後盾，不惜利用軍事干預和 “顏色革命” 等極端手段試圖在全世界推而廣之。這實際上也是以往全球治理中 “西方治理” 的核心所在。
然而，如今美式 “自由民主” 及其制度性安排，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中，都出現了自身無法克服的困難和危機。具體表現在：從國際環境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擊碎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理論和 “華盛頓共識” 經濟治理方案的 “優越性”，令它們喪失了全球治理的思想 “道德高地”。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集體崛起，發展勢頭迅猛，其占全球經濟總量已超過50%，出現了西方工業革命幾百年以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力量的 “大趨同” （Great Convergence）。上述歷史性的變化正深刻改變著世界政治、經濟版圖和格局，將重新塑造新世紀的世界秩序。
從美國等西方國家內部看，黨派政治的相互 “否決” 使國家大事的決策日益被利益集團所綁架，陷入無休止的爭論和相互攻擊中，結果常常一事無成。歐巴馬上台時雄心勃勃，改革方案胸有成竹，然而碰到兩黨政治相互 “掐脖”，其醫改方案歷經磨難，最後的版本千瘡百孔，已然面目全非，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更為嚴重的是治理精英們與百姓的矛盾與對立日益加深。精英們由於掌握資本和權力，不僅衣食無憂，而且不管經濟如何跌宕起伏，手中的財富越積越多，美國1% 的高收入階層掌握了全國40%的財富。而這些國家的普通百姓和工薪階層並沒有從全球化中獲得相應的收益，相反他們財富縮水、社會不安全感加深。這種精英與百姓的矛盾，也就是美國人說的 “1%與99%” 的對立，掀起了今年美國大選選民們厭惡和拋棄 “建制勢力”（The Establishment）的大浪。
主要西方國家中民粹主義代替了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人們對傳統的政治體制機制表現出極度的排斥和 “輕蔑”，連 “專家” 也被戴上 “與菁英為伍” 的帽子，遭到人們嗤之以鼻。在美國，大企業、大銀行、全球化都已經成為白人 “工人階級” 死敵的代名詞。可以說，如果想贏得今年美國大選，與全球化相關的說法是要盡力避免的。從全球化與 “反全球化” 博弈角度來看，西方國家政治體制的制度性危機已經 “水漫金山”，蔓延到整個發達國家群體。
從英國公投毅然決然退出歐盟，到歐盟內部 “南北” 雙方分裂和隔閡不斷擴大，其背後反映的就是反全球化力量的發展和蔓延，而代表這些力量的左右翼政黨已進入國內政治，在各國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贏得越來越多的選票和席位。可以斷定，不用多久一些西方國家很可能出現民粹主義的政權。這直接挑戰了西方的所謂“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因為西方國家代表民粹主義的政黨正是在強大民意支持下、遵循現有民主程序脫穎而出的。
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遭遇的歷史性政治體制的制度性危機，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歷史之必然。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最近就2016年美國大選在《外交》雜誌上撰文指出，令人奇怪的不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如今民粹主義力量的疾速上升，而是為什麼這股力量直到今天才真正登上美國的政治舞臺，而不是更早的時候。他多年前已經發出鄭重警告，西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腐朽”（Decay）已經導致西方政府運作的嚴重困難，是西方國家真正的敵人。
現在看，美國等西方國家這種政治制度性 “腐朽” 確已病入膏肓，導致了西方政治體制的制度性危機，到了需要 “刮骨療傷” 的時候了。
（本文作者為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國務院僑辦前副主任。原載《察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