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那能選讀
▲盲詩人莫那能（圖左）
【編按：莫那能，排灣族盲詩人，成名詩集：《美麗的稻穗》。朋友都直接叫他阿能，他眼盲心不盲，在街頭戰鬥的位置，在路邊喝酒的攤子，在吟唱的現場，他搭個肩膀，聽個聲音，就辨認出你是哪位。今天《新國際》選刊莫那能的三篇短文，記述山上的童年。莫那能的每一篇文字，都是他傳奇一生的縮影。】
貧窮的滋味
貧窮本身沒什麼，被迫覺得自己窮，才可怕。
小時候，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貧窮，反正大家都一樣。要吃要用的，到田間山林裡走一趟就有。如果需要刀、鋤、鍋盆──這類我們沒有辦法製造的東西，也可以去採集一些獸類、藥材，再拿到城裡換。總之，不太需要用到錢，每天都是「簡單生活節。」
我是到學校讀書後，才知道什麼叫做「窮。」在學校，老師跟課本都說，富裕才是有價值。而且跟有些同學一比，我很快就發現他們有鞋穿、週末有便服、便當裡頭有飯也有肉，這些我都沒有。整整好長一段時間，我都不敢在教室裡吃午飯，因為菜色差一點也就算了，但我的便當裡只有地瓜跟芋頭，連白米飯都沒有！所以就算被老師發現我溜出去，那怕是被處罰、打手心，我死都不說自己是躲在防空洞裡吃便當。因為我家不僅不富裕，根本就是貧窮。
自卑感愈來愈強。
國中整整3年，我只有一套制服可以穿。伴隨著身體急速發生變化，那套日益破舊、緊繃的制服，不僅束縳了我的四肢，更綑綁了心靈。我每天都在咀嚼、適應貧窮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當年烙下的痛苦，痛到連記憶都被扭曲：
不論我現在怎麼想，都不敢確定，當年究竟有沒有在教室裡吃過便當？
為了「打擊」貧窮，政府開始派人到部落檢查，依屋況、衛生環境，為每戶人家評分，並且在門上張貼不同顏色的紙，來標示等級──既表揚好的，也逼那些破舊的家庭趕快改善。後來隨著經濟發展起來，政府又打出「山地平地化」的口號，搭配「山地造林」「補助房屋修建」種種政策，注入各種資源，加速推動部落的現代化。
沒幾年的時間，村裡有錢跟沒錢的差異就更明顯：那些在政治上跟黨國有關係的家庭，那怕只是在黨部工作的職員，因為有著穩定的收入，房子都逐漸變大變新，家裡也開始陸續出現電視、電冰箱這些東西。
可是我的家一樣沒錢牽電，天氣不好屋頂還會下雨。
過去的貧窮，不過就是生活比較簡單這麼回事，不會對生命尊嚴造成傷害。可是透過比較而來的、以物質水準丈量「文明」的價值觀，就會讓窮人覺得自己很低賤。這讓我在國中畢業後，就決心到都市工作。我知道繼續待在部落，絕對無法擺脫貧窮。
那時想得很美好，想說只要每個月存2000塊，不用5年就有10萬，這樣至少可以修建家裡的房子。我的算盤是這樣打的：當時在部落打零工，一天能賺到100元。那麼自己既然已經是受訓過的專業技工，一個月賺2、3000塊應該不過分吧？
帶著滿心歡喜從職業學校結訓，搭上發財車，我跟同學們坐在後車廂一面唱歌、喝酒，歡欣鼓舞地朝都市出發。簡陋且不斷晃盪的車廂，是我們編織美夢的搖籃。途中經過高雄目睹10幾層的高樓、璀璨的燈火，心裡不禁讚嘆：「啊，大都市，我來了！」
後來才知道，這是我的一廂情願。
我的學校
小時候，曾經有一組馬戲團到部落駐紥，帶來很多新奇的特技表演。小孩子都叫他們「撒卡斯」（意指表演者），對他們很崇拜。當時部落有個高明的獵人，身高才150公分左右，跟空中飛人一樣嬌小。在馬戲團離開之後，他理所當然成為我們口中的「撒卡斯。」
撒卡斯常常會來家裡問「阿能可以陪我上山嗎？」長輩通常都會答應，因為這比起跟父親去種地瓜、打零工，能學到更多東西、更有意義──獵人對地形、氣候的掌握，是引導我們認識山林的導師。別以為每個原住民都會打獵，像我爸就不行，所以他很願意讓我去跟撒卡斯學習。
通常清晨4點多就得啟程，朝幾公里外的山裡前進。約莫走到山崗的時候，金黃色的太陽就會露出臉來，那景象真的只有萬丈光芒才能形容。這時，撒卡斯就會說「神又來看我們了。」到了該吃飯的時候，很容易掏出我們沿途撿拾的螃蟹、野菜，隨手煮熟就是一餐。無形中，也培養出生存的技能。
有一次，天空的雲彩特別美，變幻多端－－層層疊疊、時而遮蔽天日，又時而被光束穿透，一會兒像是艘大船、一下又化成各種動物。我看得入迷，「不要看了！記下來，晚上再慢慢欣賞。」撒卡斯催促著我往山上的方向跑。不一會，落雷、暴雨都來了，湍急的溪流完全淹沒我們剛才野炊的地方，「雨水雖然能滋潤土地，有時候也會變成惡魔喔。」他總是用簡單的語言，教我認識民族的文化與信仰。
過去打獵都是設陷阱、要鬥智，是有風險的，不是帶槍「砰」一聲就結束那麼簡單。有次我們遇到一頭大山豬，受傷的牠顯然相當生氣，亂衝亂撞。撒卡斯叫我趕快爬到樹上，自己跳上另一棵。一個不留意，只見他縱身朝跳下，整個人落在山豬面前。我嚇壞了哇哇怪叫起來，可是他只是俐落地跳攀住樹藤，用自製的長矛就扎進朝山豬的背脊。可是因為沒有傷到要害，我們只能再想辦法把牠趕進山谷。撒卡斯叫我「乖乖待在崖壁邊，」就又消失不見了。
時間分秒過去，我忍不住焦急地呼喚「撒卡斯、撒卡斯，」才發現他藏身在幾顆巨石的縫隙裡，一動也不動。世界變得寂靜無聲。一直等到想說可以幫他引誘山豬，我才開始著山豬呼喊挑釁。這招果然有效，一步一步，牠開始緩步朝岩洞前進。撒卡斯的長刀白光一閃，終於結束長達幾個小時的獵捕。
燃根菸，他教我朝山的方向用母語呼喊：「打到山豬囉，打到山豬囉。」
山谷間開始有人應和，他說「這就對了。」每個夠格的獵人都知道，要邀請當地的族人前來同享獵物，「這樣神明才會眷顧你。」
獵技高超的撒卡斯，曾經是部落孩子們的偶像。然而當大家陸續到學校讀書，另一套價值觀開始凌駕過去的觀念，我們開始覺得強大、高壯才是好。於是那個原本帶著讚美意味的詞語「撒卡斯」，逐漸異化出另一種涵義。
我們開始用「撒卡斯」這個詞，拿來嘲笑個子矮小的同學。
對於「撒卡斯」變成負面的單字這件事，他本人並不在意。「我很矮沒錯，但來跟我比打獵啊。」撒卡斯有足夠的自信，知道自己身上所具備的能力，有著何種價值與意義。但對小孩子來說，事情可沒那麼簡單。跟他不一樣，我們得到「國民小學」去上課啊！而學校教的，跟我們在部落學的，真的差很大。
首先，文字就是一個問題。由於接觸漢字比較晚，有時候明明知道意思，但就是寫不出來。像有次考看圖說故事，題目裡有隻大象。那時我已經認識大象，但就是寫不出「象」這個字，只好寫「大大的牛」，結果當然被打叉。
除了文字的障礙，課堂上展示的世界，也跟我們的體會格格不入。拿「蜜蜂」來說吧！在部落，我們知道專屬於每一種蜜蜂的名字，也知道何時適合採蜜這樣的常識。但在學校，它們就只是一種會採蜜的昆蟲，而且名字通通叫做「蜜蜂。」其他出現在課本裡的動物，也都是老虎、長頸鹿、大象，這種外國來的明星動物。我們平常接觸的黑熊、藍尾雉、穿山甲，這些台灣原生動物，學校都沒教。
這種挫折感，直到有次遠足才扳回一成。
遠足，其實就是到附近的山林裡逛逛。那裡我們從3、4歲就開始玩了，熟悉得很，有什麼好東西早就心裡有數，根本不用帶便當。吃飯時間一到，我們幾個原住民，就四處去撈魚抓蝦，張羅自己的「午餐。」突然有個同學吆喝大家「來唷來唷！」
樹洞裡有隻飛鼠！
一陣騷動後，幾乎全校的同學跟老師都圍在樹下。我靈機一動，叫樹上的同學把手伸出來守在洞口，然後要其他人去拍打樹幹。沒多久，一隻飛鼠果然就竄了出來，一頭就栽進同學的手裡。有個老師跑過來看，好奇地問「你們抓老鼠幹嘛？」「這不是老鼠，是飛鼠啦！」「喔，我還真沒看過這種動物呢。」後來長大想到這件事，就覺得「靠北哩！如果考試是考這個土地上的生物，就換老師不及格啦！」
在排灣族的神話裡，百步蛇是我們的祖先；長輩也都會叮嚀看到蛇在纏繞交配時，不能驚擾、要繞道而行。但在學校，蛇「變成」一種有毒的生物，國語課本還告訴我們，要跟孫叔敖打死雙頭蛇的「義舉」學習。這讓我也開始害怕起蛇。
有一次小阿能跟vuvu（排灣族語，祖母）出門，發現有隻蛇盤坐在小徑的路口。因為怕，就想去找石頭來砸，卻被vuvu制止，「莫那能，你幹什麼！她比你先到那裡的。」部落的傳統是，除非是為了生存，否則沒有攻擊任何動物的權利。喝止我之後，vuvu邁著節奏平穩的步伐，彷彿那條蛇從來就不存在，一腳便跨了過去，繼續前行。
說到底，學校教育，多少也阻礙了部落文化的傳承。
我書讀得不多，高工讀一年就輟學了。但回想起來，這或許不是件壞事。如果有機會讀下去，也許我會繼續害怕蛇、喪失跟大自然相處的能力，然後一路告別我的「山豬英雄」撒卡斯、飛鼠、山林，最後連vuvu的話也一起遺忘。
老蕭的順興商店
我生長的台東安朔村，生活很簡單，整個村莊只有兩、三間雜貨店，多半是外省老兵退伍娶妻落腳在部落後開的。曾經也有幾間是原住民的，但通常撐不了多久就收起來。原住民對賺錢這件事很不在行，根本沒辦法跟漢人競爭。老蕭的順興商店，就是典型的例子。老蕭是個漢人，他的雜貨店除了賣東西，還會買東西。透過中藥商的委託，他常常不定時地進到部落，拿著像是蘭花、肉桂皮、藤之類的東西，到處巡迴宣傳「來喲來喲，看啊，現在這個很值錢喔！去，去拿來賣給我，可以換很多錢唷。」其他像是蛇啊、穿山甲啦，他也收。
這對我們來說並不難，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每天到山林、田地裡工作的途中，都可以採集到這些東西。比較討厭的是，「運氣」這件事。每次把東西拿到老蕭那裡，他總會說「唉唷你運氣很不好呢，價錢變差了呢。」原本昨天講好1000塊，才隔一天就只剩400塊！一次也就算了，那裡有每次運氣都不好？幾次下來，族人懷疑老蕭在騙人，就跟他吵。但是順興商店對面就是派出所，警察也都偏袒他，往往一句「你們有簽契約嗎？」就讓我們知難而退。而且那時候的警察不像現在，可以常常「被路過。」身為國民黨當年戒嚴體制第一線的打手，大家對他們那敢多說什麼。而且說實話，家裡需要用錢時，還是得去找老蕭。
撇開作生意這件事。老蕭倒是很會做人。沒事總是操著半生不熟的排灣族語，坐在兼賣麵的商店前，切些豆干、豬頭皮之類的小菜，擺幾瓶酒，遇到我們都會親切地招呼「來啊，一起喝一杯嘛。」所以雖然經常吵架，但每次都是吵過就算了。最好笑的是，明知道被他欺負，每次大家高興起來想要聚餐，都還是會不自覺地說，「走，去老蕭那裡喝一杯！」
到了民國五十幾年，政府推動「山地平地化」政策，雜貨店也開始成為推銷各類新奇產品的通路。錢，變成一種重要的東西。過去部落生活多半是自給自足，不夠的就透過農作物、勞務的交換來完成，根本不太需要用錢。後來電來了，其他許多方便的東西，像是電鍋、冰箱、摩托車……，通通都來了。這些嶄新的東西，就這麼陳列在雜貨店，進入每一雙族人的眼裡。
於是開始有人離鄉背井，過起終年無法返家的生活；也有人做出過去根本不敢做的，像是盜伐山林這樣的事。我幼時眼中的部落逐漸崩解，記憶裡曾經美好的事物，成為過眼雲煙，弱肉強食取代傳統文化。金錢，變成最高價值。本來我以為，「山地平地化」就是生活更方便、更富足的意思。後來才發現，這是執政者有計畫逐步摧毀原住民文化的手段，而我也終於體認到，所謂的壓迫並非一朝一夕，而是以整個發展政策，以幾十年的時間逐步推動，等到完成之後當你回頭來看，一切都毀了、救不回來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老蕭不是個壞人，可是他的順興商店，從來也就不只是間雜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