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兩岸之間的罪與罰
◎林深靖
中國大陸從肯亞押解回77名電信詐欺嫌犯，其中台灣人多達45名。民進黨雖然習慣性地疾言厲色，譴責對岸之惡霸，痛斥他們認定的馬政府內部之的「親中」官員。但是，隨著事件的發展，民進黨終究難掩其尷尬。最尷尬之處在於：此案翻轉了過去他們所設定的「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
民進黨長期以來在台灣內部所經營的兩岸關係思維，看似曲折，其實再簡單不過：對方惡，我方善；對方欺負人，我方受欺負；所有的論述都在鞏固一個預設的對比，加害者巨惡中國，受害者弱小台灣。
你要談二二八？那是來自中國的武裝軍人殺害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敘述上一定是血流成河，受害人數從10萬到30萬累增。你說，二二八申請補償者大約八百人，其中有些還是1950年代之後白色恐怖的案子……不！史實的追究是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分辨「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國民黨承襲了加害者的遺產，民進黨則是站在受害者這一邊，做為受害者的代理人，最後就是自己成為受害者，國民黨既未得到歷史應有的懲罰，就應該以選票給予民進黨/受害者合理的補償！
你要談服貿？兩岸之間的服務貿易協定，那就是價廉質劣的中國人大軍壓境，搶奪善良勤謹的台灣人所開設的美容院、理髮店。你反對這種多凌寡、大欺小的協議？只有把選票投給民進黨才能表達你捍衛台灣人工作權的決心！
你要談和平協議？首先得算清楚對岸成千上萬的邪惡飛彈正對準台灣，只有把選票投給民進黨才能證明民主比飛彈更有力量！
這一套邏輯，簡單，卻是萬用無窮。最終可以拿下立法院多數，攻占總統府。
然則，這次的肯亞事件，涉嫌詐欺加害的集團，其核心技術、核心成員皆來自台灣，受害者則多在大陸。民進黨立委在議會殿堂的飆罵、蔡英文對北京當局的譴責，要求立即釋放台灣嫌犯的呼籲，都無助於「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的轉換。何況電信詐欺乃組織性犯罪，集團盤根錯節，全球布局，長年以來榨取的金額以百億計，而受害者又多是無辜無助之小民，有人因而家庭破毀，有人因此輕生自絕……. 電信詐欺集團長期以來濫用善心同情心，剝削人欲貪念，瓦解人際信賴關係，其對於社會之危害，已屬巨奸大惡，非小偷小騙可以比擬。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描寫舊俄時代騙子的陰邪鄙惡，「世界一切終將毀滅，只有我們不會毀滅……整個世界也許會沉淪，但我們將浮起來，我們將永遠浮在頂上。」這是杜氏小說裡大騙子對自己的信心。然則，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樣的社會提供了騙子「永遠浮在頂上」的機會？
台灣的電信詐欺集團已有數十年發展的歷史，生活在台灣而未接收過詐欺電話、詐欺郵件者恐怕絕無僅有。然則，詐欺網絡如此明目張膽，綿衍擴張，台灣在司法上的輕縱輕放以及跨國電信查緝之落伍，不僅無法禁絕電信詐欺，甚且讓台灣成為騙子的的養成所，縱容集團境外另築樂園，行騙四海。
面對組織性犯罪，就必須以組織性司法力量面對，唯其跨國合作，交錯盤詰，破解網絡，才可能刨根挖底，阻絕集團力量之再起。且不論台灣社會對於司法管轄權的理解本就傾向於「屬地主義」(否則2010年英國商人在台灣酒駕撞死送報生，肇事逃逸，台灣何必群情激憤，要求引渡回台服刑？)，就國際外交司法互助原則，乃至偵緝實力原則而言，大陸司法機構此次的跨國行動，正是擊破電信詐欺集團，還給受害者公道的一次機會。
民進黨習慣於扮演受害者代理人的角色，藉由受害者的優位鞏固政治上之權位，立委段宜康等人在立法院的聲嘶糾纏，試圖奪回台灣人做為「受害者」的角色，然而，就兩岸之間人民對於罪與罰的共同期待而言，發飆指控惡霸中共與親中勢力之共謀，恐難再奏效。或許，我們最終要問，當社會整體沉淪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機制讓這些位居要津的綠營菁英浮起，而且「永遠浮在頂上」？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19世紀的質問，於今，我們不禁要再問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