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葉榮鐘的時代紀錄沉思今日台灣前途
◎郭譽孚
【編按：2016年3月21日，伴隨著人間出版社新書《葉榮鐘選集》政經卷暨文學卷的出版，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召開「葉榮鐘與當代台灣研討會」。本文是歷史學者郭譽孚在會議中的發言稿。
根據主辦單位所發布的研討會意旨：葉榮鐘（1900-1978）一生經歷被殖民時期及內戰冷戰時期，其歷史與文化意識與對台灣前途的思考，對當下台灣是寶貴的思想資源。希望透過這次人間出版社葉榮鐘著作精選集的討論，藉由葉榮鐘對台灣政經社會運動史的書寫與他鑑往知來的史觀，重新思考台灣出路，為青年世代打開葉榮鐘與當下台灣的聯結。】
雖然研究台灣史已久，突接徐老師（編按：徐秀慧老師，彰化師大國文系暨台文所副教授）臉書連繫，說葉老先生選集的新書討論會（編按：《葉榮鐘選集》政經卷暨文學卷，人間出版社），葉女士（編按：葉芸芸女士，葉榮鐘愛女）要請我發表些心得，我真頗為意外；但是，一方面，葉老先生的著作我讀過一些，它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另方面，葉女士與戴國煇合著的《愛憎二二八》也是我欣賞的書；所以儘管我埋頭讀寫台灣史，與外界隔闔已久；但是，當時沒什麼思考就答應了。應許後，才想到談什麼才好呢？──正在思前想後，看到該會的廣告文案中，顯然有著針對台灣前途的強烈關切……我想自己就談談個人「透過葉老的時代紀錄思考今日台灣前途」的心得吧。
以愛憎交加的方式，帶我們逼近真相
首先、對於葉老選集中那段沉痛的「愛憎」史述， 我要提請大家一起思考這段話：
「……台灣社會內在之缺陷，台灣人包括本人在內，有種種不可救藥之弱點，無恥、自私、卑怯、嫉妒、軟弱等等……尤有進者，台灣人之劣根性更因日本五十年之奴化教育與國民黨二十八年之壓制奴役，民族性之墮落達於極點……」（文學卷，頁188）
那語句中表達著的是多麼真誠而強烈的自我批判？又是流露著多麼熱烈地對於自身社會的關愛？這個傳統知識分子是怎樣流露著他循循善誘的激情身影？
人人都難免有些自我中心，自以為是；我們往往習於為自身辯護，把錯誤的事說得理所當然，義正詞嚴；用哲學家的話說，人類都很難不犯「自蔽」的錯誤；然而，在這裡葉老做到了，他直截地自我批判，要求勇敢的面對。同時，細看，他用這樣的句法，才能適度地帶出，關於族群劣根性的問題。豈非正是如此？我們所屬的族群也有「自蔽」的情況，那在社會心理學上稱之為「我族中心」的自然傾向，「自蔽」本來不是什麼大錯，更何況他還為我們指出了那些錯誤乃是「日本五十年之奴化教育與國民黨二十八年之壓制奴役」的結果；還原到此，我們是否確實才更能平心靜氣、更理性地整理我們社會中這個重要的問題。他在這一段敘述中，以愛憎交加的方式，帶我們逼近真相，面對問題。
我個人深深地感受到我國傳統所謂「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在此的深刻意義；難怪，在這選集還看到葉老宣揚他的老友莊垂勝是個能夠「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美」的人；而可敬的戴國輝先生與葉芸芸女士合著的那本深入研究二二八的名著名為《愛憎二二八》，他引領讀者們在我們個人不能避免的「愛憎」中逼近歷史的真相──例如，戴在葉老全集的序中批判了「難免有不能不為尊重他人陰私權者諱之憾」，葉女士在該書中就在該研究中直書了長者筆下漏記的那重要的、我個人衷心感佩的一段：
「林獻堂在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未成立前幾天，貿然率領一批人馬進駐台北車站前日人經營的大旅館，以「台灣王」的口吻，宣布要接收旅館，下令日人老闆一家搬至後院。」 （《愛憎二二八》）
我個人覺得這是導引讀者逼近真相的可敬典範。
其次，今日島嶼糾葛的問題：
今日我們島嶼台灣何以紛擾不斷？自然藍綠都有責任；個人認為雙方當然都沒有盡到自身的責任，但是是否也不能太怪它們；因為我們曾經眼看今天時局的變化，如何中東動盪不已，由韓戰、越戰、以色列進入巴勒斯坦，經過近幾年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到今天的烏克蘭、伊斯蘭國與敘利亞被戰爭蹂躪的悲劇；我們應該知道，我們實在不能太怪藍綠，他們不知道自己只是棋子，如今，他們是否應該終於知道了？──否則，我們的社會將來也可能淪於那類戰爭悲劇之中……
島嶼先民的主體性
所有關心我們島嶼前途的人們，是否因發現了避開上述內戰悲劇之必要，而會願意靜下心來，面對我們社會一直沒有積極面對，應該自行面對的兩大歷史問題──確實啊，那類歷史問題若不自行面對解決，將永遠都是讓外國勢力可以隨時撥弄與操作的機柄。那是關於我們島嶼主體性的，我們對於日殖時期的史實究竟知道多少？那是關於光復或終戰前後的史實，每年被炒作、造成社會高度動盪的，我們真的沒有能力釐清，只能那樣每年讓那些死難者不得安寧嗎？
一、對於日殖時期的認知──我島嶼先民的主體性
為何所有主流論述不肯提起當年我先民透過降筆會禁絕鴉片成功的故事？──他們不提日殖初期的殺戮攘逐，使我我台人消失七十萬人的事，我可理解。在講堂上，那降筆會是我曾經講得讓孩子們眼睛發亮的先民故事；請看那是怎樣的主體性？
「改煙人數，中路關夫子之靈感……聞除苗栗一邑大約一萬五千人，而中路總計煙癮之家則約近四萬人額數。試即此言之，三分已達其一耳。現各地支署日日收還阿片鑑札，頗形繁忙……」 「台中縣廢煙者達16,874人，謂係受飛鸞降筆會之影響。」
「扶鸞會〈即：降筆會，又稱扶鸞降筆會〉之戒煙風氣頗盛，在明治33、34年〈1900、1901〉當時，勢如燎原之火。明治34年，南北信徒，大見增加……全省戒煙情形如下：台南、鳳山、東港、阿猴、蕃薯寮、大目降、麻豆、鹽水港、及嘉義九所，……依明治34年九月底調查，戒絕煙癮者37,072人中，由飛鸞降筆會戒絕者達34,370人。……」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為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
這樣的主體性戒毒，雖然在日警大力壓制下失敗了，然而，我先民當年對日警所抗辯的：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不敢為非，……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
這豈非值得我們百代子孫記取與追懷其遺烈的節操與主體性？
我們真是這樣沒出息的賤種嗎？
二、光復前後的史實──二二八悲劇的意義
二二八事件每年被政黨炒作，有人由「創造流行」的角度，以「消費」來形容；每年一次「小流行」，每次遇到選舉就起為「大流行」；然而，聖誕節消費聖誕大餐，聖誕禮物，每年商家都大賺一筆，社會上像是見者有分地歡樂；每年的二二八消費的是什麼，是一次次地宣示仇恨，以追求轉型正義為名，社會上每年增添著仇恨，社會上像是積累著等待內戰的火種。
沒有一個主流學者提出像葉老前述沉痛自省所為我們體現的「愛憎哲學」，去逼近歷史的真相；它們的研究好像只是為了彰顯自身擁有對於弱者高貴的正義感，精緻的同情心，然而，誰才是弱者，正義者是否應該深入考察？就像伊拉克的哈珊，利比亞的格達費，敘利亞的哈薩德，曾怎樣被霸權玩弄？它們是不是弱者，它們是獨裁者，是的，然而，它們其實也是弱者？不少罪惡都是在霸權的默許下進行的；此外，「轉型正義」真在南非有完全成功的例子嗎？還是只是您們沒有聽到不滿的聲音，或者南非黑人就像許多日本人一樣，比我們的社會多許多認命的態度，就自行高標自身的完美理想而已？
不要誤會，我們上述的「愛憎哲學」是在努力為獨裁者或者其爪牙脫罪；本文只是認為應該努力逼近真相，以求得勿枉勿縱的結果。
二二八事件確實是個大悲劇，關於「轉型正義」問題，我建議要以葉老的「愛憎哲學」來協力。此外，所以成為大悲劇，是否就像希臘悲劇一樣，其中真的有著某種像命運般的因素籠罩著我們先民？
知否，當年難以避免的，葉老所說的「五十年奴化教育」，對於那個時代就可說是一種命運；那五十年後的社會，追究轉型正義的學者們有沒有哪一位研究這一部分──日據末期、光復初期的社會的樣態是如何的？葉老在他的這個選集中告訴了我們不少讓我們感到神傷的情況：
「籌備會提倡新生活運動，又呼籲地方青年知識份子就地組織青年服務隊，協力維持治安；
「其實，當時的治安情形已不是用勸告善導所能收效的。」（頁134）
「入九月以後，各地的流氓地痞看穿日本警察，只是不會咬人的紙老虎，於是濫伐官有林木。或海岸地方的防風林，拆毀公共營造物，如橋樑、製糖工場的鐵軌以及國校的教室，小官衙的玻璃窗戶的情事陸續發生……」（頁133）
「八月十六日，……這間屋子就自哪時起一直成空城，二十多天晝夜門戶不閉……屋裡連一根草都沒有失落。但是同是這一間房子，到了同年舊曆年末，離開房子的時間前後僅三個鐘頭……大門的鎖頭被扭壞了，榻榻米上三只皮箱失蹤了，相隔四個月而情形完全兩樣。總督府在戰爭末期，曾頒布「非常時期盜竊取締令」，加重趁危打劫的刑罰。」「根據日本軍方資料，當時社會情況已然是：「接收期間為期三個月，自終戰算起則是五個月，但因中、日兩軍威信降低，居民大規模惡質強盜化，在請准使用武器後始能保全。」（大東亞戰爭與台灣軍，頁39）
「在光復當初的真空時期，頗有些不法之徒與日本官吏勾結，把公物化為私產。進而與民間日人私相授受，將日產變成私產。大都是利用貸借關係，把日期提前，設定質權，或登記過戶，他們還要勾結登記所或公證人，乃是自明之理。日人私產也是國家才有權接受的敵產，私相授受，乃係侵占國家財產，於法於理，皆所不容。」（頁135~136）
啊，竟然有這麼多讓人難堪的事，簡直讓我要懷疑葉老的說法了；然而，當我看到另一段口述歷史如此描述時，我無言了。
「光復前的戰爭時期，以及光復初期，一般百姓生活困苦，又缺乏燃料，就常常來盜林，甚至於把林班工作人員綑起來，砍斷手腳，很殘忍。我擔任他們的長官，看了心裡實在很難過，但又無可奈何，因為這種事實在很難處理啊。」（「嘉農口述歷史」，頁105。）
並且我還找到了日殖當年我台灣社會被扭曲的種種。日本投降立刻我們的社會就能夠恢復，籠罩島嶼上空的命運是否更難捉摸呢？
「十六歲畢業後，經由姐夫介紹到新竹自治會館當童工，一天的薪水二、三毛錢……整天都有割不完的草……出入自治會館的都是大官，記得有日本親王來過二次，我是個鄉下小孩子，自治會館的設備，真是豪華，讓我開了眼界。大官吃不完的剩菜，日本人把它倒掉，實在很浪費，也不會讓我們吃。」
「我當了巡查以後，才知道日本巡查也有貪污的情形。有一次我聽到日本巡查們談到某個商店霸佔騎樓使用了一整年；過年時，居然沒有來『拜拜』。醉月樓每年都有一筆預算給我們六個巡查花費，若有朋友或上司去台中，可以儘管叫醉月樓招待；……
「每個月都有商家到派出所來說要招待巡查，時間、地點和酒樓都由海藤老大安排確定後再通知作東的主人與巡查，若有宴會，通常是到醉月樓用台灣料理款待，接著到日本歌廳、藝妓樓聽歌，總要花上幾個小時，直到翌日一、二點才散會。這種請客非常頻繁，但因為派出所得有人值勤，所以通常由海藤安排，留下一人值班。」
「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動員許多公務人員，在稻米收穫期間到田間測定收穫量，加以統計紀錄……許多農民為了請求測定收穫量的公務人員幫忙，減少紀錄數量，以便自己能夠多點『私糧』，常常要請客，對這些公務人員禮貌週到，不敢有所得罪。」
「……一點什麼壞事，例如，賭博，就會帶著東西去找熟識的人或所謂地方上稍有權力的人〈有力者〉，去跟警察等說情，拜託它們不要告發，通常這些請託都會被接受。普通百姓若和他們沒有什麼交情，做了壞事而讓他們發現，很少有不被告發的。」
「在光復當初的真空時期，頗有些不法之徒與日本官吏勾結，把公物化為私產。進而與民間日人私相授受，將日產變成私產。大都是利用貸借關係，把日期提前，設定質權，或登記過戶，他們還要勾結登記所或公證人，乃是自明之理。日人私產也是國家才有權接受的敵產，私相授受，乃係侵占國家財產，於法於理，皆所不容。」（頁135~136）
因而，我更特別深深地感受到葉老選集中這段文字的深刻悲哀：
「我們若只是在人家鞭笞的威脅下，才能夠循規蹈矩，這是十足的奴隸根性。我們在過去有強迫的『守紀』，現在卻是自主的『胡為』，我們真是這樣沒出息的賤種嗎？」 （頁314）
被虐待者得到解放，被抑沉者得向上?
三、「欺之以方」的五十年日殖教育
為何我們要跟隨著殖民當局託辭，說台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說他們因而沒有統治經驗？！然而，日本在1895年以前沒多久，先後兼併了北海道與琉球！在它們第一任民政長官八月提出的報告書「台灣行政一斑」中，清楚地提到「只看北海道、沖繩縣之司法制度經過就明瞭……」，可以為證明，所謂「第一個殖民地」之說法，是推託其統治責任之詞。這是我先民不熟悉日本維新以來的殖民史，被其欺騙而委屈地承受了他們的惡質對待。
為何我們要跟隨著日本學者說，日本資本主義「不成熟」，似乎暗示著因而不應該對之求全責備？日本人平素強調自身的優越性與主體性，在這個問題上卻失去了主體性；我們為何要跟著它們的說詞，就像名學者矢內原忠雄不僅強調日本資本主義不成熟，且還將其研究台灣經濟的名著僅稱為《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不肯讓該書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日本」為名，讓日本殖民當局身負其本應負擔的責任。
不過，應該指出的，葉老所哀訴的奴化教育，除了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所訂立，人人皆知的「國語至上主義」、「低程度的智育」與強調「從順」的「任意打罵」，當年我台人的回憶是：
「我是在1910年進入板橋公學校就讀的……整個大板橋地區，一年級只收一班……當時學校的課程除漢文外，有國語、算術、修身、體操和音樂等，但教學相當馬虎，管教也不嚴格，只教一些日語及普通常識。」 〈朱昭陽回憶錄〉
是大石教務主任，訓示諸教師說：
「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教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是高度衊華，卻強調「日華親善」，可能已足以迷惑我台青年的所謂：
「想想就知道，能當一名皇軍，報效皇恩，體會皇國精神，做一個堂堂的日本男兒，爭取早日實施志願兵制度。那時候你們就可以到支那大陸去發展，做一個落伍的支那人的指導者，使日支更親善，共同建設富強的東亞。 」 （《鍾肇政回憶錄（一）》，頁46）
那應是一個「君子可欺之以其方」的好例子。
此外，另一個好例子是葉老的恩師，在其名著中以名句，「被虐待者得到解放，被抑沉者得向上，而自主獨立者能夠和平的結合」，表現其自身高貴的同情，葉老似乎就因而相信了該名著中所有的論述都是正確的；其實，葉老是很有批判能力的，例如，在先生編撰的「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中，他曾批判當局資料稱「統治者騙人的魔術，目的在於替製糖會社辯護甘蔗收購價格之偏低。」，很是精采。
但是葉老對於恩師該名著，卻似未能保持其批判力；該名著中除了無批判地引用了前及「第一個殖民地」、「未成熟的資本主義」等託辭，且以「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取代更為負責任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此外，記得在該書中還稱「漢族殖民台灣」，將漢族移民來台與日人侵台之「殖民」等同，其無形中合理化了其侵台的惡行，是我們應該批判的。
至於，在葉老肯定恩師該書時，稱「總督府對台胞歧視而不知道歧視到如何程度。但該書卻能舉出正確的數字告訴我們……」，強調矢內原所引用的就學率資料為正確；其實，日人數據與原民數據與我台人數據，在日殖當年有如下的重要差異：原來當年日人與原民就學都是公費，所以就學率都高，我台人就學則由於不僅私費，並且規定教師應到地方拉學生，家境不佳者，往往勉強就學，半途輟學，實際上到六年級畢業時通常只剩半數；因而，葉老在該書中所見，那日人就學達九成八，原民達七成二，我台人僅兩成八的數據，即僅餘一成四了。這應該可以看做就像葉老這樣有批判力的君子人，也難免被「欺之以其方」的例子。
就所知，當年這位在日本以自由主義著名的東京帝大矢內原教授，因該書而與我們許多前輩先民結緣，而該書由於發行後被台灣總督府列為禁書，就更成為旅日我台留學生與知識份子關心故鄉者的必讀經典，有多少我們可敬的長者可能被「欺之以其方」啊。
「解殖」、「去殖」的社會經驗
四、平實檢視日殖「遺產」與戰後難得的一次「去殖」之完成。
總之，這次閱讀葉老的選集，感受最深的就是老人家深入地省思能力，我稱其為「愛憎哲學」；個人以為，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由我們島上離去後，自然無論物質或是精神一定會在島上會留下許多事物，然而，若稱其為「遺產」，是否適當？通常所謂「遺產」者，是有血緣關係之兩人，一人去世後，另一人指定繼承或隨俗自然繼承，還可拋棄繼承者；日人與台人過去那五十年的關係，那樣殺戮攘逐、奴役宰制的過程，可以視為一種血緣關係──那是一種簡直類似殺人變態犯與被害人間的血緣關係嗎？如果在這樣的角度上，我不同意稱為「遺產」，因為那種「血緣」太可怕了；那是任何正常人遇到時都會感到不快的吧。不過，對於現實存在中的種種物質與精神的遺留，個人覺得葉老這種強調「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理性態度正是極具批判性的態度；換言之，雖然不快，雖憎，但是我們仍應該理性地理解其中有何價值，不要僅由於感受到「憎」而浪費了有價值的事物。某個意義上，那豈非正可以是一種「去殖」的過程？
恰巧，個人研究台灣史時發現過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之某種差別，似乎曾經在二戰末期成為一種殖民現象而存在我們島上；那是1915年，來台多年的英國傳教士甘為霖在其離台之際，曾對於當時我們日殖下的島嶼，提出這樣的描述──
「近年來許多年輕女性，甚至是十幾歲的少女，都被引誘進一個極度不道德的組織……本來這種惡行在中國統治時期就存在，只是以前沒這麼明目張膽，範圍也較為侷限，但現在領有執照的妓院和妓女隨處可見，真是讓人痛心」（頁241）
「神女之中，不是無教育者的專賣，其中也有曾受過普通教育的。試舉一例，如在台北近郊的○○○公學校，大正八年度卒業者之中有女子十八人，到了今日沒有一人在結婚前能保守著自己的貞操，不經過了私娼生活，說是沒有的。這句話是他們的窗友憤慨對我說的。難道教育是要製造這樣人物麼？」（1925.8.26）
「幾個已婚的同學邀我出去玩，村裡的女孩長到一定年齡，就得開始賣笑，那時我還是小毛頭一個，聽到有吃有喝又有紅包可拿，心裡就興奮不已，後來媽媽桑認出來我是某某老師的兒子，當場把我趕了出去，直說這不是我該來的地方……」（1944~1945）
這是某一種日本兩性文化，進入我們島嶼的現象；那是在日本傳統對於其農民，「不可餓死」的統治下，整個島嶼伴隨著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最高為1908年的27.2歲，後盤旋下降，以1931年最低為21.5歲，至產業進步的1939年，仍僅22.7歲的數據。在現實社會裡，我先民生活之不幸發展。就所知，雖然全世界都有那類女性的悲劇，但是，上述的情況仍然是一與殖民母國文化直接連帶的現象。戰後日本人離開了，這一現象是否也有改變？
確實，養女與賣淫，本是商品世界共有的現象；但日本文化中，貞操觀不強，今日女多援交是其表現；如前所示，日殖民我島嶼五十年，自難免受其影響；前述由1915~1945的情況，今天我們社會中已難想像；應該就是經過某種「去殖」的過程吧。
就所知，當年的史實是1951年，國府在腳跟初穩，就曾推動「保護養女運動」，對我台在日殖所遺留近12萬養女的弱勢處境，加以扶助；後且為她們爭取不准人口買賣、應繼承財產與婚姻自主的法律保障。至今，那與賣淫相連，助紂為孽的養女問題已極罕見了。
個人想起，是否這一運動可說就是以「愛憎哲學」考察社會的賣淫現象，才能發現的處理方式？賣淫之不幸，首在因貧窮而不得下海，而其最惡質者是因身為養女而被迫下海；前者，為了生命的延續，賣淫以換取生活所需，還可能是短暫的謀生之道，可能隨著生活改善而可另謀出路；養女則往往從此成為搖錢樹，永遠失去自己的人生；保護養女運動應該就是直面賣淫問題才有的一個解法吧──社會上有賣淫的供需關係，這是某種現實的「愛」，自由的賣淫與養女不得已的賣淫，後者是相對的惡？
這是否可以看做是葉老的「愛憎哲學」，也是中國文化傳統在戰後我們島嶼難得的一次「解殖」、「去殖」的社會經驗？在「保護養女運動」的社會教育與平均國民所得逐漸增加的合力下，完成了一次「解殖」、「去殖」的社會過程？我們可否寄望於我們的社會，未來繼續以這種哲學，面對各種困擾我們社會的事物？
葉榮鐘為我們做出的典範
五、結語──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深入認知我們的台灣史？
一個曾被外人捧為新興民主國家典範的社會，今天竟落到舉國徬徨的地步；過去曾經得意於「台灣經驗」，過去得意於「亞洲四小龍」的名號，如今何以竟然只知相互攻擊，彼此大力進行內耗？是什麼造成了這樣不幸的局面？
就個人的研究，其實由李登輝當年獲選為美國1968年年度論文的「台灣農工部門之資本流通」的論文中，我們見到他那偏離史實、絕未接受「愛憎哲學」的論述，我們應該就能發現我們社會發展可能停滯的端倪；李被蔣經國拉拔上大位，他那被福澤諭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中批判為「橡膠」，對上恭順，對下施壓，的武士道精神，絕無中國傳統「愛憎哲學」的修為，不可能認清社會問題之複雜核心；當權之後，必然難以處理複雜的現實。
不幸的是，對上柔順的李真的上台了，而他身上的日本文化遺產似乎只有「委屈」與「怨恨」而從來沒有真正的自省過；那只是一個「自大而充滿委屈感」的二三流的武士吧……這裡，我沒有責怪他的意思，只是描述歷史真相。他深深影響了我們解嚴後的社會發展。
在個人看來，對於這樣病態的社會現實，我們唯一的解藥應該就是需要一種新的態度，把我們傳統「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批判理性，發揮到各個方面；對於我們當前而言，要想解除內部過度的內耗，我們就應該以這樣的「愛憎哲學」，像葉老一樣的深刻地考察，深自省思；批判者不一定要給對方留面子，但是請我們彼此相信對方的某些「美」與批判者自身也存在著某些「惡」好嗎？
今天我們社會的現況，已經到了彼此惡意，不相信任的地步；當前專心研究台灣史的我認為，所有現況其實都已是一種歷史，我的研究如果被認為有些可取之處的話，坦白說是受益於葉老為我們做出典範的這種「愛憎哲學」，在葉老選集出版的今天，我真的想向大家推薦他這樣的典範，希望我這「吃好逗相報」的心理，真的能夠給予我們當前沉悶停滯的社會一些新動力，讓我們就以各自的「愛憎哲學」來共同面對我們面前所有的歷史好嗎。
【座談】葉榮鐘與當代台灣
《葉榮鐘選集》新書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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