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悲慘的，人類精神墮落之研究
──由鍾大老的資料研究「基隆二二八」
◎郭譽孚
【編按：近年來的台灣研究當中至少有兩個方面成為顯學，其一是日據時代皇民文學和皇民作家的研究，其二是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追索和探討。二二八研究當中，關於「基隆大屠殺」的揭露，尤其令人驚憾。然則，2007年，三立電視台接受行政院新聞局委託製作二二八事件紀年節目時，關於基隆屠殺事件的敘述，其影像卻是剪接自國共內戰時在上海發生的歷史影片，因而引發「造假」的質疑。究竟1947年前後在基隆發生了什麼事？悲劇自何而來？慘案背景何在？日據時代皇民作家周金波正是基隆人，有關他的研究或周金波個人的口述記錄中，屢屢提到周金波所經歷過的戰後基隆港景象，究竟周金波在基隆二二八事件前後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歷史學家郭譽孚先生抽絲剝繭，揭露了一個值得再加深入探究的面向。】
在研究二二八事件的情境中，「基隆二二八事件」是我最感沉重的一部份，因為，在所有「二二八事件」中，基隆二二八事件可能是死傷最多，也是最殘酷悲慘的一部分，我名之為「人類精神的墮落」。
族群問題的巨大陰影如何消除？
我所得到的解讀訊息頗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雖然很有力，但是，它指向一些我無法追究的間接來源。以我過去研究的態度言，我不會加以公佈，但是在今天二二八事件一再被炒作，某電視台甚至特別製播「基隆二二八」的部份悲慘記憶之後，為了及早澄清這個慘案的面貌，我認為慢慢的抽絲剝繭已是緩不濟急，所以，我決定先把我已發現的資料公佈，請關心史實全貌的各界朋友能一起提供各自的訊息──還給社會真相吧──為了我們社會共同的未來。
在一般研究中，對於「基隆二二八」的悲劇，藍營可能由於無法面對那可能是先人的錯誤，而有矇混過關的傾向，綠營則對之理直氣壯，痛心疾首，高張悲情幾至無以復加的程度；筆者沒有藍綠色彩，坦誠其悲慘確實已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然而，那些慘事，不只有類似日軍在華所做的，以鐵絲貫掌後，送到海邊槍斃，更有讓人髮指的，死者竟有被切除生殖器官者，這簡直無人性的慘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覺得那才是更重要的，我們應該重視的問題。
因為在事件後六十年的研究，絕不只是為了替死者伸冤，也不是為了找出那些可能已經亡故的加害者；而是為了弄清楚悲劇之所以發生；人的精神何以竟能扭曲到那樣殘忍的程度？我們作為那悲劇歷史的傳承者，我們能夠把過去的歷史當做教訓而理智地避免悲劇的重演嗎？否則，族群問題的巨大陰影怎可能自行消除？
以下，本文就為了處理上述「基隆二二八事件」裡該一重要問題，將先提出三項重要資料；其一，也是最重要的獨派大老所提二二八事件中的周金波問題；其二是基隆地方人士的奇怪說法；其三是本人過去所獲得的一項新資料；然後，再研究周金波本身的特殊身世背景問題，最後，雖還得不到答案，卻可試著由某些交集，剖析這些資料對於該問題的意義──以下，就由鍾大老所提問題開始我們的探究。
其一 台獨大老鍾肇政提供的新資料
此是由有「台灣文壇之鬼」之稱的鍾氏在該書中所提供給我們的研究線索；看來除了他沒有理由造假之外，更應該不只是來自第一手的，更是絕對可信資料。
鍾氏，在該書中提到，關於基隆地方重要文學代表人物──留學日本返台的周金波的一段往事；他是如此說的：
「有一個很有名的皇民作家周金波，戰後他隱姓埋名了差不多四十年。……戰後二二八的時候，甚至二二八以前，他就是一個反抗國民黨接收人員、反抗國軍的具體活動者，很激烈的一個反抗人物。」〈該書，頁228〉
「可是文學方面，我不曉得他是不是怕人家知道……他姓氏也換掉了，幾年前他突然出現，……他被邀去演講。他把藏了四十多年的內心裡面的話通通透露出來，而且堅決表示是無怨無悔的，他寫一些皇民作品，他絕沒有後悔。〈同上〉
「……他是不是到現在還有那個皇民思想呢？我是不太清楚，不過他對於自己過去所做所為並沒有什麼翻悔意思，他認為他那樣做是對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該書，頁229〉
隱瞞了什麼不敢說出口的激烈史實？
讀了以上的敘述，您是否與我一樣好奇，這位周金波究竟是做了什麼「激烈的反抗活動」？為何在該書中，我們完全被鍾氏隱瞞了，沒有見到任何描述；為何鍾肇政要隱瞞，但是筆下卻一再地以曲折的周氏「對於自己過去所做所為並沒有翻悔的意思」與「認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來表示平素極為同情皇民文學的他，似乎自身主觀上也對周氏的作法難以認同？
在此，讓我們試考察一下，鍾氏是台灣文學界獨派大老，眾所周知，當國民黨時代，他在台灣文學巨擘吳濁流名下，主持吳氏的「台灣文藝」；深受各方器重，曾經屢獲國府文學大獎，在黨外民主運動時代，才漸轉型為獨派大老；他自李登輝時代以來，高據資政地位，平素對於國府可說絕無寬貸的表示。那麼，這位台獨大老是知道了什麼真相，他隱瞞了什麼讓他也不敢說出口的激烈史實，什麼使他似乎難以認同？
鍾肇政先生的這一重要資料，是我們在過去所見的各種二二八研究中所從來沒有被觸及過的新資料，它讓我們似乎有了進一步探究的線索──前一資料所謂的「激烈反抗活動」，可能是什麼？
其二 地方人士提供的特殊線索。
──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即有前述之慘況，大概人人知其嚴重性，非有親見目賭者，不敢傳述吧。不過，確有若干間接的抱怨式的說法，與鍾大老所表達的，似乎恰巧相反，前者不可說，後者似乎不少人知道；值得我們研究時參考。例如，「基隆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林清泉之妻林溯涼說：
「他們也沒有目標，都是亂捉；我也什麼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糊里糊塗被捉。真正的流氓他們不去捉，真正有參與的他們不去捉，無罪的人反而被捉走。……」
當時基隆深澳坑的里長江萬成所說：
「說到二二八事件，本人從頭到尾身歷其境。……本省人稱外省人阿山自始就看不起他們。緣接收台灣之國軍無論軍容與軍紀皆差於日軍故引起鄙視。後來變成要打阿山實在是台灣人不好，於是變成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最大的污點是真正的壞人走了，好人被冤枉而死。」
當時省訓團結業的翁來所說：
「當時在安瀾橋要塞司令部抓了不少人，其實抓來之人，不全是壞人，當時壞人大都已經逃走躲起來了，…… 」
以上三方面的資料，可以讓我們知道在基隆「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中似確有某些未能到案者，其身份似乎是大家都知道，做了某種易於被判斷為「壞事」的行動，但是似乎沒有人敢說出來的──是真的嗎？為何給我們如此的印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讓我們來看二二八事件前後在基隆曾經發生過什麼重要活動，又正好與周金波有關，是否有任何「激烈反抗活動」──我們確實看到了，那是皇民作家周金波於1992年受張炎憲等訪問時的自述：
「1946年5月4日，……這是台灣第一次遊行。……友仔〈筆者按：流氓〉…學徒兵…一般市民…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水產學校、光隆商職、基隆中學……以日本留學生為領導中心……我是押隊，走在最後……。」
「二二八時，我弟弟是在寶公學校當教員；……二二八我們都沒有參加；那時我當里長，我父親楊阿壽是市參議會議員；……三月初八以前，路上有台灣人打外省仔，至於有沒有台灣人搶警察局的武器，我並不清楚，我沒有出門……」
周氏在1993年對日本學者演講時，其所描述內容則有重要的不同：
「1946年5月4日這天，……這時，以學生和青年們為中心的抗議行動，秘密醞釀進行。由於我家與廟庭相連，因此成了集合地點。……隊伍後方突然騷動了起來。我跑去一看究竟，原來抗議的群眾正和警察鬥毆起來，警察……不分青紅皂白就抓住我不放。」
以及他在該示威後他被逮捕後的不幸遭遇；其所謂：
「我被脫得精光，遭到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戰爭期間，我曾經驗過坐潛水艇奔逃，在疏散地遭受飛機的機槍掃射，但就是沒有刑求拷問這樣恐怖。」
他在對日本學者描述時，似是有意隱匿掉了自身作為「領導中心」的日本留學生與押隊者身分的重要地位，可能只是為了讓日本學者更同情自己吧，似不足深究；但這卻顯然相當證實了鍾肇政所透露的內情可能有極高的可信度，它顯示了周氏在當年是個深涉時代動亂的皇民青年；然而，我們卻並沒看到似乎能被鍾大老稱為「激烈抵抗」，並且顯然可被稱為「嚴重的錯誤」的活動──它雖是個應為社會廣泛知曉，但是並不是個值得大驚小怪保密的往事。
一個危機重重的可怕絕地
其三 外省○先生的噩夢似的回憶
──此是光復初期來台，在基隆從事印刷業的○先生，於八、九年前，去世之際，於病榻上對子女談及二二八那年代，他曾槍殺一個舉槍瞄準的青年，那有如噩夢的往事。○先生之本省籍、他的老妻在旁，為榻前子女證實其所言；此資料由當時在榻前的其子某君，是我的讀者與同事，親口告訴我。
這一聽來的事件，我沒有在它處見到；也沒有它與前兩事件直接相關的任何線索；但是，據說，它確實是當年發生在基隆的悲慘事件，因為它似能接近鍾大老前所謂「激烈抵抗」，或可被稱為「嚴重的錯誤」的活動，因而在此提出參考。
事發當時，從事印刷業的○先生，屬年輕知識份子，與台籍女子剛結婚，妻子已有身孕；駐基隆的來台國軍，某年輕尉官也屬知識份子，負責軍中印刷工作，由於教育程度相近，在工作連繫外，自然，例假也時相過從，連絡頗為親密；某日，○先生有事約了該尉官，不知為何平素往來密切的對方，竟爽約未至；雖經找人打聽，也全無消息，但覺其氣氛有異平常；○先生由於關切，更親循軍營內關係查究，才知有一批軍人竟在前一休假日外出時，被害於鐵道旁私娼寮內，死狀甚慘，連那話兒也被割下；該年輕尉官竟正在其中──於是，他也備了自衛的槍支。
然後，在其後的一次動亂中，他由自家窗角射殺了街上一個持槍射擊的青年。那外省老者垂死時描述著，他的省籍老妻則在榻旁肯定其回溯情境皆是真實的。當然，此事的意義，除了對這家人真是噩夢般的悲劇外，當然也波及那持槍射擊而被射殺的青年的不幸家族。
然而，可能更讓人遺憾的，是該消息在軍中可能難於封鎖；所有在台無眷官兵，此時，長官都不能不告誡官兵，那過去休假時的重要去處，如今已是一個危機重重的可怕絕地！那對於眾多在台無眷官兵們，會造成怎樣的壓力？這樣的情事發生，對於軍人心理會造成怎樣的反彈──這與，二二八事件後，國軍21師登陸平亂時引發的「基隆二二八事件」之似乎特別悲慘，是否有其實際的關係？！
日本軍國主義反華、辱華觀點
由以上三項資料，我們似乎並不能就發現太多有利的線索；下面，為了更深入此一問題，我們就由鍾大老為我們提供的研究對象周金波做進一步的探索──
其四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周金波研究
如前文所見，我們已發現到「基隆二二八」的史實，其中應該確實有很大的疑雲；然而，如前及，顯然研究已無法在那個方向繼續進行下去；現在本文改由另一個方向，看是否能夠幫助我們對於當時事態的理解──就是我們現在一起來研究皇民作家周金波──那位前述獨派大老鍾肇政在其《台灣文學十講》中為我們提供線索，我們才發現的地方重要人物。
以下，我們就把周氏的家世、成長背景與社會關係分別概要簡述如下：
一、家世、成長背景──
周金波是基隆楊阿壽之長男，生於1920年的基隆；其周氏家族曾長期從事貿易業，楊氏家族則從事齒科診所業務；楊阿壽自身則除在1920年代留學日本學齒科，還曾參加代表台灣社會進步力量的「台灣文化協會」的各種活動，交遊廣闊 。
周氏出生後，隔年即隨母赴東京依靠在日留學的楊阿壽；1924年，返台；據說，在周家扶養長大，但其就學時，「爾後周金波輾轉就讀桃園、新竹、基隆的公學校，因為不太會說台語而飽受欺負。」；1933年，再隨父赴日，入中學、大學，習齒科；有藝文天份，在大學期間學習音樂，又入舞蹈研究所，並參加右翼壯士劇的演劇研究會，可是個有能力編劇與籌備演出的專業人了；其整個人格成長的少年與青年時期都在日本順利渡過；到1941年，大學畢業才返台。
以上，周氏在日本的成長時期，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昂揚，左翼「轉向」 的時代；我們由他在返台的第一年〈1941年〉就發表了他的成名的小說「志願兵」，鼓吹殖民地台灣青年應該為天皇流血犧牲；我們可以想見他返台時，其個人應該已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反華與辱華觀點的影響。
至於，他對於台灣的感受，他曾對自己的成名作「志願兵」的內容，自行坦承：
「我實際在台灣的生活經驗不過十年，……14歲時重返東京，必須再學日語，隨著日語的精進，台語也就慢慢地淡忘了。因此，我和台灣社會一直有段距離，即便有接點也不緊密，無法看出真實的一面；……寫文章不是我的本行。所寫、所講的，真的沒有人共鳴，是好是壞大家也不敢說，反應甚是冷淡。…」
多年後，在日本學者訪問他，請他談當年「老人層對徵兵制認識的態度」時，他的回答竟似完全不知道當年老人受過大屠殺的故事，以及島上產業雖然進步但是我台人並沒有改善生活的實況 ，卻以為──
「六十歲以上的人一定會確實地感受到現在的聖恩。相反的，四十歲、三十歲左右的人反而只因不知道領台前的樣子──因為太習慣了領台以後的幸福，感激就可能減弱了‧‧‧」
換言之，他在戰後的二二八事件前後，基本是延續著其上述的特殊身份和那樣的歷史認知而涉足於社會公共事務上的。
國民黨來台接收時盛傳檢舉漢奸的流言
以上，我們已由其成長背景與其回答日本作家的訪問，可以看出周氏當年寫作該鼓吹志願兵的作品時，其無知的精神樣貌。
二、周氏的社會關係與其運作
如前所及，他的社會身份，主要可分為三部份：其一是皇民作家；其二是市參議員、擁有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發出的第八號黨證的楊阿壽之子周金波；其三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會文化部長及基隆地方里長楊金波 ；以下，就由此三方面來看這位讓獨派大老驚訝的人物：
一〉 皇民作家身份與齒科醫師──
在日據台灣，他是罕見的皇民作家，一回台就擔任文藝家協會的劇本部理事，參與策畫皇民化青年劇 的指導，其劇本的選定和演出，還曾得所謂「文藝台灣賞」，因此成為許多媒體報導的對象〈他參觀過志願兵訓練所、國民練武場、生產機構等，並還跟隨台灣安藤總督考察南北攻防演習〉，這使他在社會上有相當的知名度，在涉世未深的年輕皇民中有一定的號召力；但是他的齒科醫師證書上的名字卻用的是1944年的新名字「宮口博」；因而他可說至少有這三個名字──皇民作家周金波、議員楊阿壽之子曁里長楊金波、齒科醫師宮口博。
二〉 市議員楊阿壽之子周金波──
如前述，其父楊氏曾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應是有相當進步性的知識份子，曾經留學日本，甚至與蔡培火、連震東類，參加國民黨，曾數度受老蔣總統召見；為齒科醫生，曾任基隆牙醫公會理事長，擁有國際戲院，其更能連三屆擔任基隆市參議會議員而後1958年退休，當然在地方上有相當影響力；實際則不僅於此，更早年基隆民間結社分西皮與福祿兩派，以運河為界，據稱，其周姓曾祖父，家住西皮區為保正，所經營的貿易行則在福祿地區，在過去曾有統領兩派的地位，而他幼時曾在周家長大，因而與地方勢力可說極有淵源 。周氏於1941年返台接掌家族齒科醫院，應該透過這些家族背景取得相當的社會地位與資源；而如其自述，周妻親族，那總和周氏一起行動的蔡先生又擁有基隆另一家戲院的經營權 ；如此，更加上前及皇民作家在年輕皇民中的號召力，這些都應該使得周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必然頗有可觀。
三〉 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會文化部長與里長楊金波──
這是極為耐人尋味的轉變，堂堂皇民作家，鼓吹軍國主義，辱華、輕華的激進法西斯青年，戰後搖身一變就成為當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文化工作負責人。同時，他在地方基層不僅擁有地方自治上的「里長」據點，並且據周氏回憶當時採取的是四里聯合辦公的形式運作，那應該是一個官方指揮體系的重要末梢；他以深具社會實力的市參議會議員之子，基隆三青團文化部長與其在年輕皇民間的號召力而匿身其中，應該是會銷聲匿跡，以求安全吧──不過，這時他的名字已不是「宮口博」，也不是有赫赫聲名的「周金波」，而是改名為罕為人知的「楊金波」了。
四〉社會關係的實際運作
原來，周金波的父親姓楊，他本應姓楊，但本省婚姻中，男方早逝，女方難於謀生而再嫁時，有「抽豬母稅」習俗 ；周金波就是因此得母親原夫的周姓；因而，他確實合法地具有兩個姓氏；也因此，戰後，當他體會到自己的處境說，「在戰後會被批判成軍國主義者，中國國民黨來台接收時，即盛傳檢舉漢奸的流言」，他就有了躲避撿舉的良好條件。也因此，我們乃能揣測，他應該是在這類的顧慮下，「以楊金波之名當選里長 」，不但改名以避人耳目，並根據「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的原則而轉入官僚體系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吧。
同時，由前述他參與「領導中心」並「押隊」的「五四示威」隊伍中，不僅「三民主義青年團」赫然成為前驅，並動員了不少學生與流氓，應可謂正是他在地方勢力上的實力之展現；那所謂：
「日本在戰敗後把『鱸鰻囝仔』都放出來，他們也自行組織『省修會』，各地方都利用這些友仔維持治安。……我的一個親戚是『省修會』的頭人，……我被當成『首謀』，當成登記的『無業流氓』」
及詳看他自述「五四示威」的組成份子──
「那時中國人來了，省修會的友仔〈按：流氓〉閒下來，學徒兵也從海外回來…一般市民、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水產學校、光隆商職、基隆中學……以日本留學生為領導中心……我是押隊，」──我們才能拼湊出這「周金波」或「楊金波」在當時的完整社會面貌。
那些不敢提筆記錄的事
應該是如此地，他的社會實力不僅在往後讓他躲過了二二八事件後的軍方或情治單位的反撲，還讓他躲過了以後多次的查緝──仍然是齒科醫師，也仍然是影劇文化界重要人士；1959年，正式回復當年的姓名周金波；1960年代，曾長期擔任基隆市牙醫公會理事長；但在1996年歸葬於他心靈的祖國──日本。
其五 以上資料中的交集與推敲──
上面我們是否可以發現某種有意義的重要交集？
首先，這位神通廣大，少年與青年其都在日本成長，愛好演劇，以「志願兵」一文獲得文藝台灣賞，並獲選代表台灣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戰後卻改姓楊，隱身於三民主義青年團，於是日據的皇民典範竟立刻成為地方的里長並兼任該團基隆分團文化部長的周清波先生；家中開設戲院，其父的國民黨黨證為第八號，並且與地方流氓關係似乎良好的他──在獨派大老鍾肇政所記錄下，我們可知他自承幹過某種讓鍾大老也感到嚴重，不敢提筆記錄的事；但我們不知是什麼的事……
其次，前及某位外省人臨終時噩夢般的回憶，那個失蹤的少尉軍官的下場，和前及有青年學生被國軍切除生殖器官的史實，兩者是否有太離奇的接近；而這樣的死亡方式，簡直正是一種讓人很難容受的「壞事」，正似可列入如鍾大老所難以清楚描述的，但是卻必須主動為他辯解說明的那類「嚴重的錯誤」──讓我們回看那所謂「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它們之間是否有一種交集，讓我們不能不推測──尤其，鍾大老還描述說，「甚至二二八以前，他就是一個反抗國民黨接收人員、反抗國軍的具體活動者，很激烈的一個反抗人物。」，也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前有激烈行動，之後也有行動──由其自述的二二八前的活動看來，他確是有行動能力的；是否二二八事件中，他才做了那鍾大老所謂「他內心裡面認為……不算嚴重錯誤」的行動──雖然他曾經自稱「二二八我們都沒有參加」 ？
其三，請看，奇怪某些地方人士似乎都能呼之欲出地說：「真正的流氓他們不去捉，真正有參與的他們不去捉，無罪的人反而被捉走。……」「其實抓來之人，不全是壞人，當時壞人大都已經逃走躲起來了，……」；然而，在敘述中她們所呼之欲出的「壞人」或「壞事」，那些消息素來靈通的情治單位真的會不知道麼……否則究竟是為什麼給地方人士這樣的印象？
最後，那個與「友仔」關係密切的皇民作家周金波，到底當年在「基隆二二八」前後，究竟做了些什麼？──雖然在張炎憲教授的訪問中，周金波的太太李寶玉說：「我們是齒科醫生，又是里長，教育程度那麼高，怎麼會做壞事。」(《「基隆雨港二二八」，頁75》)；但是，獨派大老鍾肇政所謂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是否某些事，確實在鍾大老所提，是在某種心理下，可能就不是「壞事」了 。
被日本官方選為皇民化的典範
而最新的資訊，則是來自2001年2月28日，周金波的長子周振英在自由時報的一篇投書，他以基隆市二二八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身份，提出了下列的資料──
「父親周金波執業齒科醫，清鄉時被押入憲兵隊，幸經中國兵出入之私娼寮斡旋，以當時可以購買十幢房屋的台幣八萬元贖回生命。」
這是我最近上網才發現的新資料──「私娼寮」三字震撼了我的眼簾，因為我想起了前述軍官橫屍的場所，如果一般人怎會有這樣的關係去斡旋，以及怎會把大筆的金錢信託給這樣的關係？同時它也讓我們想起了我最關切的精神墮落問題──兇手是誰似乎已然不是那麼重要……
代結論──真相是如此展開的嗎？
由於，時至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本文研究這問題的目的，不是為了追究任何兇手──而是為了探究人類精神的動態與它可能的墮落過程；否則這怎是一個人類的世界──我想。
能否不再苦苦追究兇手而直接拼湊真相？──因為我沒有把握獨派鍾大老會把他所親耳聽到的第一手資料，曝露出來；而要求周金波先生那已歸化日籍的公子周振英的口中，會說出鍾大老所說的「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的錯誤行動，那更是我不敢想望的──但是我們社會真是需要對於這樣的精神精神墮落現象，充分理解，以獲得充分的療癒啊……
以下是我的努力拼湊……寄望於它能有助於族群精神的療癒……
1941年，學齒科的周金波返台，在台灣就讀公學校時，因不會台語而飽受同學欺負的他，卻在日本渡過少年與青年快樂成長期的他，懷著前述「完全不知道當年老人受過大屠殺的故事，以及島上產業雖然進步但是我台人並沒有改善生活的實況」，以及如他所述的經歷，「儘管我身在異國，但我自覺到無論在環境、人生知遇上都受恩惠，因此我暗自使用了周惠太郎這個名字……已感到戰爭勢必到來，但從來沒想過日本會打敗仗，……有段時期台灣人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頭來！我呢，則因為是自由業，對這點不太在意。」；毫不猶豫地寫了他的成名作「志願兵」，熱烈地鼓勵台灣青年透過向天皇獻身來改造自己，成為「真正的日本人」，被日本官方選為皇民化的典範──他是以「已非吳下阿蒙」的心態，來指導當年曾經欺負他的同伴與那個讓他飽受同學欺負的社會的。
然而，不幸的，他以為絕不會戰敗的日本軍人竟然戰敗了。他或他的父親懂得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周金波就改姓楊，不但以家族的地方勢力把自己放進地方基層官僚體系中，並且還成為呼應國府先遣來台的第一批社會精英，成為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團文化部長。
由於他是標準的皇民化知識青年，不僅無知於前述日據初期的歷史，認同於皇民化對於台灣的醜化，對於中國充滿了輕衊；更由於其家族於1945年年底才由避難的雙溪搬回基隆，對於國府接收前，日人運來整飛機鈔券破壞台灣經濟的作為毫無所悉，而他遂領導了1946年5月4日的基隆「五四示威運動」。
我們不知該運動內情究竟如何，但該事件就其所稱，有兩千人的規模，在那年代，應該確是會被情治單位追究的事件；他因該事件被捕。我們同情他痛苦的回憶：
「我被脫得精光，遭到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戰爭期間，我曾經驗過坐潛水艇奔逃，在疏散地遭受飛機的機槍掃射，但就是沒有刑求拷問這樣恐怖。」
但就所知，光復後，台灣警局的正副主管皆外省人，但其他人等皆日據下的舊台籍員警，似無可能立刻有所謂「中國人特有的刑求」出現，而日本刑事的刑求是有名的，在著名的東港事件的日本特高警察之回憶錄中，雖已民主時代，該回憶錄中仍有「理直氣壯」的所謂「刑訊方式我們當然使用所有的方法。」〈該書頁108〉，故周氏受到酷刑應極有可能，只是他所謂「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如果他過去沒有見識過那位日本特高警察所及的刑訊之所有方法，該論斷顯然缺乏根據，應是偏見居多。
至此，本研究的拼湊，是周氏在此酷刑後，依其所認知的「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自覺有理，動員其所有社會關係和本身的能力做強烈的反擊；這也就是鍾大老所謂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
會不會如此──鍾大老不敢直說的「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那周氏親口說出的，正是像前述軍人「假日被閹死私娼寮」一類的「激烈反抗行動」‧‧‧這裡我們真的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斷定，說該案就是周氏所為或指使，但是就研究者所知，那應該是當年最激烈的反抗行動。
會不會也因此──前面我們所及地方人士對於情治單位處置該事件的說法，只是無知的印象，他們私下風聞了「壞事」「壞人」，但他們不知道真相的複雜性；這一複雜性，我們就以周氏為例：周氏除了前述「五四示威」那一次被警方逮捕外 ，其實更有其所謂：「事變處理中，我三次被捕。一次是憲兵隊，第二次是警察局，第三次是要塞司令部。」；所以，一是官方並非沒有抓這個「壞人」，而是這個人，社會關係良好，或有些特殊的運氣，看周氏家屬自述如下──
「父親周金波執業齒科醫，清鄉時被押入憲兵隊，幸經中國兵出入之私娼寮斡旋，以當時可以購買十幢房屋的台幣八萬元贖回生命。」
「我父親被逮捕了三次，好在第一次的憲兵隊，母親託人探問，掮了一大包現金去求命，中國人的軍統機關互相牽制，以後的警察局及要塞司令部來逮捕時，反而受了憲兵隊的救命，說憲兵隊已調查清楚不必再審，而由上司派一名憲兵去討人回來，被派來的憲兵二次討回父親，憲兵名叫楊容標，是單身在台……因為同為楊姓，我們稱他『同叔』。」
此外，前面既稱其第一次的「五四示威運動」中是被警方逮捕，怎會又稱「第一次是憲兵隊」呢？應該這正顯示了那時社會的混亂與動盪，以及其子所告訴我們的「中國人的軍統機關互相牽制」──應該是當時憲兵隊有權力到警察機關討人，他的家族是以金錢和中國人重視同宗的關係而獲得了護身符吧──周氏能夠取得這樣的護身符，是否還有別人也可能獲得這樣的護身符──對於不知情的外人，就會產生前及那怎麼「真正有參與的他們不去捉」的印象了。
至於，最後，真的有類似如此曲折的過程麼，剩下唯一的問題，可能就是當進行這類激烈行動時，是否就像周氏自稱他當初寫作「志願兵」鼓吹我台青年從軍時，對於日本戰敗的可能性，完全不曾考慮過──他真相信皇軍能「武運長久」──他也沒考慮過該激烈行動可能帶來的後果麼……那是因為他成長初期在公學校期間的飽受欺負的緣故？加上確實他覺得不夠皇民化的台灣人就是不值得存在的台灣人麼？──可能有另一個人與他類似──
真是讓人遺憾，研究者魯鈍，所以，本文還是不能探究出，由周氏在當年五四示威運動裡具有重要地位上看，周氏在「二二八事件」時，是否真如他所說「二二八我們都沒有參加」；此外，在日本講述時，他為何不但把自己的重要地位和「友仔」〈流氓〉都隱瞞起來？或者說，如果真如他所說沒參加，那麼問題就讓我們又回到鍾肇政所隱瞞的，究竟什麼才是他所涉及的能被鍾肇政稱為「激烈抵抗」到顯然可被稱為「嚴重的錯誤」的活動？這些都是研究者無能處理的問題。
然而，所幸地，整個探索的過程中，似乎已讓我們看到了整個二二八事件裡，一個特殊的精神墮落的過程；一個青年在台灣出生，在日本成長，對於自身島嶼的歷史與社會的疏離，可能對於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就研究所知，由於當時日據統治下島上有嚴酷的不平等，不少上層社會精英將子女送到日本本土，以取得較佳的生活品質；其中少數更是整個成長期都在日本渡過如周金波者，理解這樣的情境之特殊性與其悲劇性，雖然本研究並沒有解出鍾大老所隱瞞的真相，但是是否已可以略為消除我們對於這段時期人類精神墮落的擔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