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與全球化──南北關係與國際合作新模式之探討 （上）
■皮耶‧玻岱 Pierre Beaudet 譯■林智貞
（2013.2.22《新國際》）
過去10年來，世界經濟的國際化已經改變了許多社會與國家之結構與治理的方式，同時也造成了時間與空間的壓縮現象，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全球化」。
本文將聚焦於上述變化對發展與合作帶來的衝擊，尤其是「全球之北」（Global North）與「全球之南」（Global South）之間的關係。第一部分簡短地探討在新經濟、社會與政治脈絡中各國整合的過程（亦即「全球化」），第二部分則檢視晚近「全球之南」各國間浮現的新模式。希望透過觀察，可以對近年國際合作中逐漸浮上檯面的新趨勢有初步的結論。
新興國家躋身全球化經濟賽局
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編按，國際知名社會學家，曾於1995到2003年期間擔任巴西總統）曾對1970年代的發展研究有深遠影響，但他之後卻又為全球化與發展的相關討論帶來了深具挑戰性的轉變。卸任巴西總統後，卡多索於2007年發表主張，稱過去各種發展理論（包括他自己昔日的理論！）已經死亡，並且入土。他認為，當前一個國家若要發展，勢必得完全整合進世界體系，這也意味了必須接受自「華盛頓共識」以來，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制訂的總體經濟政策下各項條件。
不過短短幾十年前，卡多索還主張國家發展唯一的途徑，便是要與國際資本主義「脫鉤」（delink）！但在他任內，巴西的社會與經濟的優先選項卻轉為迎合國際市場需求。在此同時，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也都已尋求更進一步與資本主義系統接軌。
對前總統卡多索而言，似乎沒有其他的出路。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已在全球稱霸，全球之南的各國只能遵行，誰不做，就會被踢出局外。世界銀行2004年總結了厚厚一疊分析，指亞、非與拉美各國若想進步與繁榮，只能仰賴全面的全球化、整合入世界經濟體系，不能反其道而行。世銀還特別強調東亞經濟奇蹟，提及東亞各國如何開放國界，爭取具有競爭力的特定利基（niche）以吸引外資，促進經濟成長，顯然將此模式樹立為典範。世銀強調，中國、南韓和其他「新興」國家正是因此才能順利躋身為全球化經濟賽局的玩家，也才能改善國民生計。
聯合國經濟暨社會事務部（2010）資料顯示，2005年時，東亞的貧民總數占全球貧民比率已從20年前的50％降至23％。締造此成績的同時，中國經濟持續成長，而北美和西歐卻還受到2008年金融與經濟衰退危機影響，陷於自1929年以來最慘重的掙扎中。中國儼然已成為世界的大工廠，出口大量專門外銷的工業產品（包含越來越多高科技產品）。1990年至2008年間，中國占全世界出口總額的比率，由1.8％躍升至9.1％，無疑確立了中國走向全球第一出口國之路。
究竟誰是獲利者？
世界經濟在此同時也歷經巨大的轉變。2008年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了27兆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2％。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量增加得較快速：1980至2001年間，國際上全球之南各國的出口量由25.8％突升至35.7％；相較之下，全球之北各國出口量則停滯於20％（UNCTAD 2004）。
造成這種現象，絕大部分是因為發展中國家被敦促要開放經濟、增加出口。在各個倡導全球化的組織強力影響下，擴大貿易的速度比擴大生產要快得多；而理論上，似乎經過市場撫慰人心的影響（也就是亞當史密斯所指的那隻「無形之手」）調節後，每個國家應該都能找到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特定利基位置，創造眾人皆贏的前景。這些聽起來似乎都很不錯。現代歷史上，我們第一次見識到貧窮國家的成長率超越了富國，對世銀而言，這似乎就是全球化有效的明證。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投入開發中國家總額占全球外資的百分比，由1970年的4％提升到2005年的18％，直達2,550億美元，雖然這數字仍比外資投入已開發國家的總額來的要小（2004年為3,210億美元），但兩者間的差距正在縮小。
但當我們仔細檢視其中細節時，卻發現前景似乎比想像得更複雜。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為例，此區出口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相當高（30％），卻仍然貧窮，因為其產品價格低下。相反地，富強國家不論生產力、出口都專攻高價值產品。另外，全球之南的各國中，只有12個國家真正擴張了本身的貿易，這些國家獨佔了大部分前面所提的流入外資。許多貧窮國家出口量成長了，但卻不一定就此脫離貧困──1990年代間貧窮的發生率並沒有下降，就是明證。
拉丁美洲和東亞不同的經驗對照，說明了全球化引發的成長與貧窮是可以共存不相悖的。其他相關證據還包括了富國與窮國間大幅拉寬的收入差距──世界上最貧窮的40％人口只擁有全球所得的5％，最富有的20％則囊括了全世界所得的75％。
全球貧窮程度在過去20年中，少有改變，例外的只有中國與（就某種程度而言的）印度。若是參考貧窮的廣義，以受剝削、社會排斥、缺乏參與等來評量，那麼今日的貧窮處境可能要比畫一條低收入貧窮線所能呈現出的還糟糕。在漠南非洲這樣缺乏經濟成長的地區，貧窮指數始終不減，但即使在經濟成長快速且持續的南亞，貧窮程度依舊高張。經驗告訴我們，貧窮是多面向的問題，單有經濟成長並不能有效減輕。至今減低貧窮的成果不一，也讓人開始質疑一般的常態做法，即開放經濟、私有化等等，是不是真的有其功效。
資訊資本主義全球運行
那些全球化倡導人士再怎麼狂熱，也得承認非洲正因此面臨一場艱難的挑戰。有超過30％的非洲人每日生活仰賴低於1.25美元的物資。1960到2000年間，人口加權後所得每人平均分得年度GDP成長的比率只有0.1％，即使其他區域的數值都在加速成長，非洲仍低徊不前。目前許多非洲國家都深陷於惡性循環，這是貧窮與文盲問題、國內動亂、環境壓力、政府治理不當、仰賴單一商品而缺乏韌性的經濟等等各種不利阻礙所連鎖形成的。
過去10年，在2008年經濟衰退之前，非洲的社會指標看似是有所改善的。當時許多國家尚能利用成長中的GDP值，為基本社會設施編列相當額度，朝實踐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邁進。然而，很多批判指出經濟成長並沒有為社會帶來改進，何況這些成長實質上並不穩定，根本就受制於美國、歐盟與中國對非洲天然資源的爭奪大賽。
聯合國經濟暨社會事務部指出：「最近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在糧食與能源價格大漲後接踵而至，會為近期的成長帶來倒退，並且，非洲近期這波成長靠的是商品出口，並未在結構上有所改變。這只會更加深非洲仰賴其單薄出口條件的命運。」非洲只占全世界GDP總值的1％，更雪上加霜的是，其外債早已破頂──由1980年的890億美元暴增至2003年的2千5百億美元。2002年進入非洲的援助估計有32億美元，然則當年度資金就外流了將近1百億美元。
如果說非洲國家仍處貧窮的一端，那麼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則躍升為全球化過程中得益的一方。的確，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大部分湧向全球之南的外資都被中國吸收了，創造出數以百萬計、集中於沿海地區的工作機會。廣大的農村人口為取得糧食、衛生健康以及教育設施而蜂湧至都市。赤貧比率則由1981年高達84％降至2005年的16％。根據世銀，這樣的成就大多歸功於中國與世界經濟整合之優異。
但有些分析家主張卻表示：中國在1949年革命後的改變（像是土地改革及生產性資產的國有化等等），對經濟和社會進步的貢獻，遠比近期中國轉變所帶來的貢獻要持久。其他的評論則凸顯了當前經濟奇蹟背後所造成的階級兩極化以及環境劣化等問題。
就這樣的全球景象來看，我們要問：「新意何在？」這不就是自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後，一直以來全世界重新架構所依循的同一種模式嗎？這不就是馬克思早在160年前就已經指出了的模式？
資產階級剝削了世界市場，將各國國內的生產與消費轉為世界性的生產消費。過往在地、國族化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的狀態，如今被各國各地多方面的往來交換所取代，顯現了民族國家間普世的相互依賴關係。
唯一跟過往不同的，是世界各地間關聯的速度與強度。每天24個小時，各種即時性的經濟決策不停地在全世界各金融市場中被擬定；新科技（起碼已部分性地）造就了新現實──也就是所謂的「世界工廠」，由世界性公司所管理，成為世界性的品牌。這其中，從製造到行銷再到設計，每一個部份都整合進了全球各大陸每一個社群的生活中。卡司特（Manuel Castells）提出「資訊資本主義」一詞來稱呼這種情境。世界經濟不再為生產製造所驅，而更為策略性的資訊流動、各種工序過程與專利所掌控。
究竟是誰在做決策？
在種種巨大改變中，現代民族國家過去於傳統政治結構的中心位置已不再。國際企業和金融機構等經濟體自由跨越國界的同時，民族國家的主權正在流失當中。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認為，全球資本市場的行為矮化了民族國家控制匯率與保護本國貨幣的能力。民族國家體制下的政治結構越來越顯得過時而無用了，大規模且根本性的經濟政策則由那些與公共民意天差地遠的機關所掌控。強者越強，而許多全球之南的國家早被冷落在這樣的「進程」之外，這些國家的政府不僅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弱，就連在自己國內也是如此，這樣偏差的發展到了極致，就會導致全面崩盤，漠南非洲（還有巴爾幹地區）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經濟／私領域和政治／公領域間的分裂，造成了某些真空狀態，像是當前各多邊或雙邊架構以及經濟、貿易協定（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就都規避聯合國，而直接為各種經濟、政治及軍事安全議題做重大決定。許多國家也都已經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各為新機構中的權勢層級進行角力。G8如今由所謂的G20（最強勢國家重組名單）所代表，這些國家會訂定大局綱要，擬出大規模的政策、遵循規範、目標等，並強迫所有其他民族國家全盤接受。
全球化究竟是不是戴了一張新臉孔的帝國主義，終究只是讓最有權力且大多身為「全球之北」的國家更能擴張他們的掌控、將國際資本主義的大網張得更廣？所有經濟、商業和金融關鍵核心的交易終究集中於「三巨頭」（triad）掌控之中，也就是傳統由西歐、日本與北美組成的權力中心。雖然三巨頭總人口不到全世界的15％，卻掌握了75％的經濟產出。薩米爾．阿敏（Samir Amin，編按，埃及知名經濟學家，曾應浩然基金會之邀，於2008年來台訪問並發表演說）認為，帝國三巨頭霸占了所有的經濟決定權，與旗下的金融機構（銀行等等）共同直接支配了所有製造及提供服務的大企業。
批評者更直言指出就連東亞「成功的故事」都是三巨頭一系列的聯手安排，透過外包將勞力密集的經濟活動轉移至其他邊陲國家，但又同時確立了他們對富有強勢國家的依賴。中國與東亞四小龍至今都還得仰賴全球之北提供的各種關鍵，像是金融與高科技等等，更加確立了這樣的情勢局面。
全球之南出現的轉變
瓦丹．貝洛（Walden Bello，編按，菲律賓社會學家、國會議員，曾應「浩然基金會」之邀，於2010年來台訪問並發表演說）提醒我們，富國與窮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這些國家國內的社會族群間的收入差距也同樣在增加。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統計，1960年窮國與富國的收入比例為1比30，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比例竟變成1比78，令人瞠目結舌！
把這樣的情形歸結為「全球之南」的重新組構，「全球之南」並不單是地理學上的定義，而是反映了全球間形成的新關係，資本主義在世界重組後，造成傳統上認定的「南方」 （第三世界）如今分裂出各個「新興」國家，其中越來越多人口群組致富，同時，傳統認定的「北方」內部則因為經濟衰退和政治、文化分裂異化等綜合因素影響，而在過去80年來出現越來越多貧困的人口，其實際貧窮增加程度仍是未定。
其他學者解釋，「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過程並不只限於經濟活動的「去在地化」（delocalization）（像是工業廠房從美國轉移到中國或墨西哥之類的現象），還包括各國同步接受各種對經濟和社會重大議題所設下的共同政策──為了維持所謂的「經濟穩定」，各國皆須遵守WTO和IMF所訂的規則，而這些規則代表著削減社會支出，像是教育、醫療健康等支出，好為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提供更多誘因。結構調整計畫過去常被加諸於南方各國，如今竟也在許多歐洲國家像是希臘和西班牙等，蓬勃進行中！（下期續。作者為加拿大魁北克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系教授，聯合國發展計畫委員會UNDP顧問，魁北克另類非政組織協會創辦人）
【小檔案】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由曾任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常與美國和英國自1980年代早期以來採用的新自由主義之各項政策並論，後又受到G7／G8、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經貿機制智庫的支持與提倡，儼然成為全球遵循之典範。華盛頓共識倡議資本流通和貿易的自由化（藉由自由貿易協定）、公共部門私有化、市場管制的廢除。後來這些成為各國借貸受援時，世銀與IMF要求接受的「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