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尼采、里爾克與自我救贖（上）
■許煜
（2012.12.21《新國際》）
「歷史」的真正意義何在？
早在幾年前，我開始對於東方人的時間以及歷史觀念感到興趣。我說的歷史觀並不是說中國人如何篡改歷史等等，而是東方如何去感受自己存在的歷史性。日本哲學家，京都學派的西谷啟治在1980年代指出了，中國、日本、印度文化並沒有真正地認識歷史一字的含義：
「基本上來說，『歷史的』同時存在於中國、印度以及日本。但我覺得其實在這些國家裡，並沒有真正地了解歷史這個詞的含義。」（註1）
西谷啟治的斷言（assertion）是很震撼的，難道我們沒有很多歷史記載嗎？中國不是有5千年文明的記載嗎？西谷啟治所指的「歷史」一詞的真正意義到底是甚麼呢？這是個很難被接受的斷言，但也是一個引人深思的斷言。我們必須留意的是西谷啟治是海德格爾的學生，他對於日本現代性的反思無異是海德格爾式的。西谷啟治在80年代日本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面對的問題，也即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現代化的所產生的巨大力量，已超越了我們的想像，這一股無形的力量我們導致社區的瓦解以及人的異化。時間流動對人類而言既是認知的，同時也是歷史的。歷史一詞，海德格爾用的是Geschicht，而不是泛稱的historie。Geschicht的字根是Geschehen，也即是「發生」。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是「事件的發生」，跟從歷史性的時間結構，它是持續的，既有過去也有將來。
在一方面，當我們跟從人類生活一代復一代的發展，也即是說，當我們回溯人類成長的足跡，我們能視其為歷史的形式。另一方面，要從這個意義看待歷史，無可避免地我們要生活在歷史中以及在其中移動。或者說，我們必須歷史性地去掌握人類歷史性的生活。（註2）
在這個結構裡，我們永遠都是已經在裡面了，而每個流動都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問題是我們可以很盲目地隨時間流動，特別是在現代化，或其代名詞西化的進度下，我們很容易便迷失方向；而這個迷失導致的是文化上的迷失，例如我們的西方理論或科技使用如何精彩都好，我們始終都不是希臘／羅馬人。但歷史性的延續並不是一個保守的、一成不變的思想，相反，歷史性的思考是一個去理解未來可能性，以及我們存在條件的方法。
歷史或者超歷史，時間或者永恆，cross over以及相交。而這個相交點我們叫「此刻」，「這裡」或者「接合點」。如你所知，如果用西方流行的術語，它經常被叫作「瞬間」（moment），或者是德文的「眨眼之間」（Augenblick）。（註3）
必須意識到改變的必要
西谷啟治這裡用的Augenblick並不是日常德文用的「瞬間」。西谷啟治的「此刻」是跟從海德格爾的。英文的翻譯主要有兩個譯法，第一是glance of the eye（註4），另一個是moment of vision（註5）。這兩種譯法都跟從德文的Augen也即是眼睛，而第二種譯法則更一步指出了重點：「視覺」。Augenblick同時也是我們看東西的方法，這裡無意追溯海德格爾對柏拉圖起的整個西方哲學系統對「視覺」流變的理解，必須強調的是古希臘文的「看」是Theoria也即是今天我們說的「理論」（theory），但這個「看」並不是相對於實踐（praxis）的理論，而是與我們前面提及的技術（techne）與詩意（poesis）的終合體。所以「此刻」的意義並不只在於唯心上的理解，而是一個「存在」的實在問題。而受佛教影響的泛亞洲文化對「此刻」的理解又是怎樣的呢？為何這對於西谷啟治來說會構成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呢？如果我們用歸納（reduce）來說，時間在道家或者佛教的哲學裡都是沒有實際意義的，「齊物」以及「涅槃」所涉及的時間是永恆的。西谷啟治這樣解釋：
這看起來是因為印度的思想很少談及歷史，而當每個逝去的「此刻」都有其無可取代的重要性時，歷史才出現，也即是說，它有自己的時日。我認為在印度，時間日期化（time is dated）的想法，也即是歷史性時間，變得相當模糊。當然，這可以是相對於西方來說的，人類宗教視野根本性地和歷史性聯系起來，特別是在基督教。這裡歷史的意味是相當彰顯的，而佛教有許多東西都還要向基督教學習。（註6）
我們可以批評西谷啟治的分析過份簡單，但問題並不是這裡，問題是我們如何去體會我們的存在，我們在歷史中的實在感。我並不是想片面地去批判東方文化，而是在全球化，我們東方人──orient──很容易便disorient（失向）。歷史，並不只是史實，而是如黑格爾（Hegel）所描述的精神（spirit, Geist）。面對這個世界，便好像里爾克面對跟前的阿波羅殘軀，我們能感受到他的熱量，在歷史的凝視前，我們必須意識到改變的必要。這並不是空洞的存在論，這也回到了我們之前提及的「自愛」，這種自愛並不只是一個規範了的操作，例如中國文化中強調的道德法則。自愛，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存的的歷史性，同時將這種自我重新投放到世界，去完善這個我／我們。
無論是海德格爾的「Gelassenheit」、尼采的「大笑」還是里爾克的「敞開者」並不是說要拋下歷史的包袱，好像「new age」哲學一樣，作一個無拘無束的嬉皮士，而是背負著沉重的歷史，而這種新的「敞開」才扎根於世界和歷史。這種沉重常常在生活中消失，正如「忘記」成為了重覆的可能性，而「記憶」則成為了回歸的必然性，就好像這本書的書寫作為記憶一樣。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開始，米蘭．昆德拉重拾尼采「如果永劫回歸是最沉重的負擔，那麼我們的生活就能以輝煌的輕出現來與之抗衡。可是，沉重便真的可怕（atroce），而輕鬆便真的美好（belle）嗎？」。但輕（la légèreté）和重（la pesanteur）並不是對立的，只有承受「重」，才能有真正的「輕」，否則這「輕」變得不能承受。
懂得動手，懂得生活
以上的論述，除了解釋這些講座題目的意義之外，更重要是希望讀者不會僅視這些講者為「另類」，或者太「藝術性」，相反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些改變是我們對於當前文化的反思。在這些講座裡我們嘗試找來不同背景的講者，而這也要多謝鄭依依以及陳嫻嫻的幫忙，特別是依依主持這些講座，這些講者為我們帶來了親身的經歷以及他們的得著，同時也為我們介紹了不同的「技術」來生活，以及改變。法文的「懂得生活」為savoir vivre，而要去生活同時需要「懂得動手」──savoir faire，沒有savoir faire便沒有savoir vivre，同時沒有savoir vivre，savoir faire便像機器一樣重複。
這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講個人如何作出改變，戴秀慧批判了「節能」的概念，同時講解了怎樣可以在都市「無雪櫃」生活；陳曉蕾則介紹了permaculture以及如何利用有自然的資源如太陽能等；芳子與Sandy則以禪修為例，展示如何通過修行以及實踐找到和大自然以及世界的新的關係；何建宗教授則一開始便說明環保一向是悲觀的，在解釋了各種環保以及持續發展的方法之後，他最後反而提倡回到心靈，也即是之前說如果沒有savoir vivre的概念，沒有「敞開」心靈，最後都只是「純技術」。
第二部分講社區建設以及經濟，如上所述個體需要群體，兩者同時存在，並不是因為先有個體才有社區，這只是經濟學上便利的概念而己。個人化同時是心靈的（psychical）──自愛，同時也是群體的（collective）──社區。葉子僑向我們介紹了她的航海的經歷以及回到香港之後如何在社區中發展肥皂及環保生意；袁小仙則向我們講解了中國的農村問題，社會學家溫鐵軍的理論，以及她參與過的實驗。農村問題不單對於中國重要，對於香港也十分重要──雖然如周思中所言香港已沒有農村。但，我相信我們需要回到農村去思索都市問題，我的朋友，著名的作家及策展人歐寧便決定從北京回到安徽的農村去重新思考社區的發展。
第三部分則是講都市社會跟生活造成的矛盾，團體如何去介入新的發展。周思中和「生活館」的朋友向我們解釋了農業在香港的問題，以及如何通過農耕去學習新的生活，例如真正去懂得大自然「多功能」的妙處，而不是iPhone的編程邏輯。謝曉陽則介紹了流浪動物在香港情況，以及她和朋友成立的9×9街坊在救助動物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這兩個團體所表述的不只是一個個人和社會的問題，同時也是政治上的問題──如袁小仙的例子。這也將問題從個人的「自愛」帶到「抗爭」的層面。
這三部分從各個層面介紹了生活可以出現的轉變，以及這此主角如何作出決定去改變他／她們的生活。我們要留意的是第一章戴秀慧所提醒我們的，「節能」如何由一個願景變成一門生意，例如節能使機票價錢下跌，結果多了人搭飛機，航空公司於是加開航班，結果消耗更多的能量。這猶如「有機食物」或「公平貿易」一樣，說到底只是要增加消費而已，最後大家以為拯救了地球，但最後只是幫了資本主義一把。但另一方面如陳曉蕾所言，我們可以嘗試DIY，當自己生活的設計師；或如生活館的朋友一樣自給自足──起碼在食物方面；我們也要留意如周思中解釋的生活館概念，同時是扎根於香港的殖民史以及當前都市的「理性發展」。我們生活在這個叫香港的城市，我們都有一段共同的歷史，在全球的層面我們都見到了歷史的重複──大陸化、威尼斯化、消費主義化、福島化、獨裁化……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與阿波羅的殘軀相遇，每次相遇那個聲音都會響起：
「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
●註1：見Keiji Nishitani, On Buddh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40
●註2：見Keiji Nishitani, On Buddh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40
●註3：同上，頁49。
●註4：見William McNeil, The Glance of the Eye: Heidegger, Aristotle, and the Ends of The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註5：見Being and Time，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翻譯的版本。
●註6：見Keiji Nishitani, On Buddh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