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鬥爭與建國之道──梁漱溟的理解及其衍變（下）
■賀照田
（2012.12.7《新國際》）
何況1981年梁的這種以人為製造階級鬥爭批評晚年毛的方式，也接不上毛的問題。就是毛晚年人為製造階級鬥爭，在思想上並非沒有邏輯，是低級的「逞其主觀謬想，荒唐錯亂，可笑亦復可哀！」恰恰相反，毛晚年強調階級鬥爭，並非他不知道其人為性，而是他知道其人為性卻有意為之。
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
在毛，正是因為他瞭解「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產業工人為數不多」，而正是這一在他看來關乎中國社會主義方向保證的社會構成性條件卻不理想的現實，讓他更憂慮中國未來的政治方向和社會經濟方向，因此決心以有意識的設計與努力來彌補這種他認為的社會構成性條件不足的缺陷。也就是，他這時的人為製造階級鬥爭，在他自己恰恰是一種有邏輯的匠心獨運。也就是，對毛這一思考和政治設計當然可以嚴厲批評，但若沒有任何中間分析環節，直接便定性為「逞其主觀謬想，荒唐錯亂」，「可笑亦復可哀」就不只是毛當年的思考的不足了，而還包括這種非思想性的、也和毛的問題接不上的批評本身了。
可惜在1981年抵達這一思考躍升契機門檻後梁漱溟再無下文，如此，當然也就談不上把對晚年毛的批評、分析推進到更有思想、歷史深度的層次了，當然更談不上對現代中國革命重新把握理解了。
那麼，如果我們有意接續梁漱溟來做這個他1981年後未做的工作，把對中國共產革命和毛時代社會主義有關經驗的理解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對此，我的看法當然是，首先必需把不同時期、不同空間的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實踐回置它所實際處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中去，以準確理解、把握不同時空中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實踐的歷史－社會－觀念－政治的意涵與效能，從而對它們在不同時空下的歷史位置、歷史意涵、歷史後果作出真正合歷史的把握。
但如此講帶來的問題是，那又什麼是中國共產革命的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實踐實際所處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呢？
而也只有從這一角度，我們才容易講清1950年中到1951年中這段梁漱溟思考史上相當特殊階段的特別認知價值，就是這一階段雖短，卻是他鄭重、開放、誠摯對待中共的成就，而又未把中共的成就回收到階級鬥爭建國論的時期。也就是，他這個時期雖短，且他展開整理自己有關觀察、思考的《中國建國之路》文本未完成，但仍由於這部未完成書的已完成部分所把捉、探問的問題，都是在中國共產革命中具結構性位置，卻不能被階級鬥爭理解直接回收的問題，因此這部未完成著作仍特別蘊含了——雖有待自覺、完善，但卻極富啟發性的關於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解、把握視野。
深入歷史的超越與紓解
也就是，如果我們以《中國建國之路》中蘊含的這些理解、把握視野為基點，把梁此前、此後的很多有關敏識、睿見特別充實、組織進他這一理解、把握視野，然後以他這一被重組、被重新定位的視野、敏識為嚮導，努力深進中國革命，那麼，一方面沿著這些線索更有助於我們探查、追索、感覺、掌握中國共產革命的實際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對中國共產革命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的這些追索進展中，我們才更能理解、掌握此中的階級意識、階級鬥爭的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更準確理解、確定它們的歷史－結構位置和歷史功能。
當然，也只有如此，我們才是在更有力、深入面對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在中國革命中實際歷史功能的情況下，超越1951年中以後梁所建立的過重階級意識、武裝鬥爭對革命的意義和規定性的理解，真正建立出更富歷史解釋力，更能釋放革命歷史中蘊含的實踐啟發性和思想啟發性的中國革命新理解框架；而也只有以這些工作所提供的歷史理解和思想把握為參照，我們才能更用貼近而非拉開的歷史內部視點來把握、分析——毛澤東晚年階級意識、階級鬥爭運用，所以會如此偏離其目的設想的歷史－結構原因和思想原因。
而也只有如此，我們才是在更深入歷史的情況下，超越與紓解——梁漱溟1951年中之後對中國革命中階級鬥爭的理解，和他1981年對毛澤東晚年推動的階級鬥爭的理解——兩者間所蘊含的理解邏輯上的衝突；才會在更深入歷史的前提下，連貫解釋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在中國共產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實踐中所引發的——諸歷史、社會、政治、心理現象與諸歷史、社會、政治、心理後果；也才更能把這些經驗發展為它本該成為的——我們知識、思想、實踐可以不斷回到其中去漂洗、辯證、打磨、淬煉的——經驗和思想的資源田野。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