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鬥爭與建國之道──梁漱溟的理解及其衍變（上）
■賀照田
（2012.11.23《新國際》）
1950年中到1951年中這一年左右時間，在梁漱溟的思考史上是一個相當特殊的階段。梁漱溟一直認為他關心的問題只有兩個，一個是人生問題，一個是中國問題。我們想到梁漱溟和中國問題的關係，首先會想到他是鄉村建設理論家、實踐家。不過，和大多數現代中國鄉村問題的思考者、實踐者一個重大的差別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思考核心關切的不是局部鄉村、鄉村某些問題的改善，而是中國如何才能成功建國的問題。按梁漱溟的話說，就是，「我所主張之鄉村建設，乃是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是僅止於鄉村問題而已」。（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卷二，頁31）
統一、穩定、有能力的國家被建立起來
梁所以選擇鄉村建設之路，是因為梁漱溟認為歐洲民主憲政的建國道路和蘇俄階級鬥爭、黨治的建國道路在中國都走不通，而只能走他所理解的鄉村建設道路才可能成功建國。（請參梁《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而也正因為他對自己這套認真思考的自信，他當年雖然一直不乏對中國共產黨人奮鬥精神的贊佩、人格的尊重等等，但直到1950年中，他卻一直堅定地認為中國共產黨走階級鬥爭的建國道路是一定走不通的，是一定要失敗的。
正是以這些思考為背景，他對1949年10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反應很淡，以為這建國只是一時的，並不意味著國家的和平統一可就此達成。但接下來1950年4月到9月梁漱溟到山東省、平原省（後撤銷）、河南省以及東北一些地方的參觀考察，讓梁發現，他對這次建國的判斷有誤。用梁自己的話，就是：「這大半年來，我從各種見聞中，體認出全國統一、國權樹立是已開了端的」（見《中國建國之路》），而且不僅全國統一、國權樹立開端，讓梁又驚訝又興奮的大端還有，梁所一直核心焦慮的──中國人缺乏團體生活和中國現代人心麻木陷溺的情況，也都大有改觀。所有這一切梁親眼看見的許多新氣象，使他不能不由衷點頭承認：「這確是一新中國的開始！」，使他不能不由衷感歎：「我體認到中國民族一新生命確在開始了。」（見《國慶日的一篇老實話》）
在現實的諸種衝擊面前，梁漱溟開始認真思考他此前完全沒有想到的這一切到底該怎麼理解。這幾個月考察帶給他的強烈經驗感受，和他對這些經驗感受帶給他的思想挑戰的緊張思考，集中表現於《中國建國之路（論中國共產黨並檢討我自己）》這部未完成書稿。這部稿子沒有完成，梁漱溟便於1951年5月到8月去川東合川縣參加土地改革；土改的經驗和1951年7月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中彭真等對中國共產革命的解釋，對梁產生了新的衝擊：
第一是梁認識到中共的這次建國已經不是全國統一、國權樹立開端的問題，而是他一直夢寐以求的目標——統一、穩定、有能力的國家確定會被建立起來的問題；而且不是一般統一穩定局面的實現，而是此次立國其基礎扎根意想不到之深之牢固的問題。
第二是，梁漱溟開始用階級鬥爭解釋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開始強調以階級眼光觀察中國社會，以階級鬥爭解決中國問題，對中國共產革命所以做到成功建國所具有的根本性意義。以這次他對他的土改經驗理解和他對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中幾篇文章關於中國共產革命的某些解釋的接受為直接契機，他在回北京後很快動手寫了——對他此後直至70年代末有關中國共產革命理解具有標竿性意義的文章〈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然後又於1952年上半年寫成在有關中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理解上續有發展，在自我批評上加詳的長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1952年5月初寫完後多年未出版，1987年6月首次發表時易名為〈我的努力與反省〉）。
探索中國共產革命成功的因素
通過以上最簡括的敘述、整理，我們已可大致明瞭1950年中至1951年中梁漱溟有關中國問題思考的特別性。就是從20年代後期到1950年中，梁漱溟認為中國走黨治建國、階級鬥爭建國的道路不可能走通；1951年下半年後，直至文革結束的七零年代後期，梁漱溟則未能擺脫用階級鬥爭建國論解釋中國共產革命成功建國的歷史：即不是把當時中國共產革命中的階級理解、階級鬥爭實踐，植回它們所在的中國共產革命的豐富歷史，通過追考它們實際上所處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來對中國共產革命中的階級意識、階級話語、階級鬥爭的實踐等所實際具有的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加以準確理解，而是把未經過以上艱苦認知努力程式的他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當時一些有關敘說，直接認定為對中國共產革命成功歷史的合歷史的歷史解釋了。
此處所說的梁漱溟階級鬥爭建國論，是指梁漱溟關於現代國家如何建成的理解、思考中始終存在的——大規模階級鬥爭存在最有利於現代國家穩定建成的理解。也就是，梁漱溟當年雖然和共產思潮分流，但卻受到此思潮從階級角度解釋國家，從階級鬥爭角度解釋西方現代國家出現的決定性影響。這樣，階級問題對梁漱溟思考的重要性，一個重要方面便在梁認為它對西方現代國家的順利建立至為關鍵。
在梁的理解中，西方這些現代國家在其成立時，內部都有兩大對立階級，被壓迫、被剝削者是在這兩大階級對立中起而革命。而由於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的明確存在，使得被剝削、被壓迫者起而革命時自然有著明確、共同的敵人，相同起碼相近的行動意識、行動意願。這樣，這些國家的革命便是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反抗剝削和壓迫階級的兩大集團間的鬥爭，而鬥爭中自然湧現屬於這階級的武力和政治領袖，這樣革命勝利後就會出現統治的階級基礎、政治、武力三者間密不可分的三位一體狀況，這樣建立的國家當然容易穩定而有能力。
相比，蘇俄成功建國的內部階級條件雖然不如西歐，但其階級對立的情勢已非中國可比，加上蘇俄建國前成功組織成了組織嚴密、紀律嚴明、行動高度統一配合的布爾什維克政黨，補益了其無產階級發展相對不夠的缺陷，故也實現了強有力的現代建國。
而正是這一——大規模的階級對立、階級鬥爭最有利於現代建國——理解邏輯所帶來的影響，使梁在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解上容易過度、過快聚焦階級問題，只不過1950年中以前是因為階級問題不看好中共，1951年中以後又翻了個頭，過度過快強調階級鬥爭對中國共產革命勝利的決定性。也就是在1951年下半年後，因為明確看到階級鬥爭在中國共產革命中的關鍵位置，便著急聚焦於——為什麼沒有兩大對立階級存在的中國，卻最後出現了兩大對立陣營的鬥爭；為什麼現實上只有力量很弱、政治上也缺少經驗的無產階級的中國，其所發生的這場大規模鬥爭卻被說成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這兩大問題，並很快發展用矛盾論和武裝鬥爭解釋為什麼沒有兩大對立階級存在的中國，卻最後出現了兩大對立陣營的鬥爭；用武裝鬥爭解釋為什麼現實上只有力量很弱、政治上也缺少經驗的無產階級的中國，其所發生的這場大規模鬥爭卻是無產階級性質的。
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
而顯然，這樣一些理解相比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理解，不僅沒有更展開，反而在理解視野和規模上更為狹窄了：「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這共產黨認為性命攸關的三大法寶只剩了「武裝鬥爭」一個；哲學上被並舉的「實踐論」、「矛盾論」被折掉一個只剩「矛盾論」。共產黨所反覆常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則基本被懸擱；而沒有了這些，共產黨所常言的「三大優良作風」也就沒有了理解他們的基本脈絡。也就是，在共產黨歷史敘述、歷史解釋中具有重要位置的這些點，還向我們指示著歷史經驗中相關的部分，現在卻在梁漱溟1951年下半年後給出的歷史理解中消失不見了。（有關梁漱溟階級鬥爭建國論更詳盡的討論，請參我即將發表的長文〈梁漱溟的問題與現代中國革命的再理解——兼論梁漱溟未完稿《中國建國之路》的歷史認知價值〉。）
直到文革後的1981年，梁漱溟寫《試說明毛澤東晚年許多過錯的根源》一文時，在梁的思考中才真正出現擺脫過用階級鬥爭建國論解釋中國共產革命歷史的契機。在這篇很短但很重要的文章中，梁說毛晚年許多錯誤的總根源在「思想言論上過分強調階級鬥爭，更且以其不可抗的權威勵行之」，「例如他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如此等等。試問：此地果真有階級對峙，自然就有階級鬥爭，避免不得，何須叫喊千萬不要忘記呢？這顯然是在加工製造階級鬥爭，逞其主觀謬想，荒唐錯亂，可笑亦複可哀！」又說，「我又檢看舊日筆記，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對美國朋友斯諾談話，曾說到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產業工人為數不多，而且亦很年輕云云。這些正是難得吐露的真情實話。既然中國社會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了，缺乏敵對的兩大階級了，卻為何強要無風起浪，製造階級鬥爭？什麼『破四舊』；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是胡鬧！從1966年動亂遍及全國各地約達十年，言之痛心！思之可歎！」
毛澤東晚年的階級鬥爭運用
這確是一個絕好的契機，一個梁漱溟既認真對待階級鬥爭在中國共產革命歷史中的關鍵地位，又擺脫過用階級鬥爭建國論框架解釋中國共產革命歷史的限制的絕好契機。這麼說，是因為，這篇短文否認的是毛澤東晚年的階級鬥爭運用，而仍承認建黨、建國中毛澤東的偉大。而這就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革命建國所以有當年梁漱溟所見的為其讚歎不已的成就，很明確中間貫穿著階級鬥爭理解、階級鬥爭實踐，而且當時的中國社會也像梁指出的那樣，並不自然存在兩大階級對立衝突之局，相當程度上也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產業工人為數不多」，為什麼這時的階級鬥爭實踐卻產生著梁漱溟所稱讚的建國成功，社會精神振奮，人的主體飽滿、發舒這些令人感奮的結果呢？
當年梁漱溟自己不也一直指出，中國共產黨最令他贊佩的創造性，就是用階級眼光去處理一個本無有兩大對立階級現成存在的社會嗎。像梁《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便說：「中國共產黨今天所以成功，恰在前面說過我所一直不同意於他的那一點：以階級眼光觀察中國社會，以階級鬥爭解決中國問題。我現在覺悟到儘管中國社會有其缺乏階級的事實，仍然要本著階級觀點來把握它，才有辦法。」他並接著在《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中針對「有些讀者看了不解，以為『既然缺乏階級了，如何還能以階級觀點把握它』」，特別解釋說：「其實正該如此。階級立場和階級觀點是一個革命者應當始終不能放棄的。卻遇到缺乏階級的社會，依然可以承認其事實；僅承認其有所缺乏，並不曾輕忽其階級本質。要必在不否認其缺乏階級之中而把握其多少有階級一面，然後才有辦法能解決社會問題。」「中國共產黨或許於中國缺乏階級那一面有些認識不足；然而不要緊，他卻正好把握了其有階級的一面。」
這些當年所在多是的表達，充分傳達著當年梁漱溟認為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高明，正在用階級鬥爭觀點把握中國這個缺乏現成兩大對立階級的社會，並用階級鬥爭觀點來構造組織階級鬥爭衝突不足的自己的中國社會政治實踐的。（梁並把這理解為毛澤東的矛盾論在中國革命中的具體妙用，認為毛主席掌握了矛盾論「乃是他領導中國革命成功之本」。《梁漱溟全集》卷六，頁1001。）
如何解決現代中國壓迫、剝削問題
也就是，1981年梁漱溟認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在「中國社會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缺乏敵對的兩大階級」，卻「強要無風起浪，製造階級鬥爭」，卻未深究，中國現代史在梁漱溟把握也是「中間大兩頭小」的社會，就是也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缺乏敵對的兩大階級」，卻為什麼毛和中共那時「強要無風起浪，製造階級鬥爭」，梁卻對毛和中共的作法一唱三歎呢？僅僅是通常所講的，現代中國壓迫、剝削問題沒有解決、階級鬥爭存在，因此應該運用階級鬥爭，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剝削、壓迫所依賴的所有制問題已經解決，因此還用階級鬥爭來思考荒唐？還是現代革命時期的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實際處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賦予著這時的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實踐以更多建設性的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呢？
1981年後的梁漱溟如果同時正視毛在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這些經驗對認知構成的挑戰，他接下來應該會觸及如下重要的中國現當代史理解問題，就是：不是直接的階級意識、階級鬥爭的強調或否定，而是更包括它所置身的整個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賦予階級意識、階級鬥爭的實際具體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與效能，才是決定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在一歷史－現實中是發揮建設性作用還是破壞性作用的真正原因。
而這樣一種——在所置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中掌握一時期階級意識、階級鬥爭的實際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與效能的——認知方式，本來也有助於梁漱溟對毛澤東的晚年思與行認識、批評得更加深刻。就是，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社會－觀念－政治意涵與效能，總是要在其所處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中才能加以準確理解，因此把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實踐運用結果的好壞——過快從這樣一種歷史理解結構中剝離出來單獨審判，當然是不能對這階級意識、階級鬥爭觀念運用結果問題，作出真正深刻、有力的分析與批評的。
從這樣一種認知－理解意識來審視，梁漱溟在反感毛澤東晚年強調階級意識、階級鬥爭產生的實際結果，卻把其錯誤所在的根源直接解釋為這時的階級意識、階級鬥爭是人為的，當然就缺少思想和歷史的深度。因為，一方面是上面所講的，在當年梁看來現代中國革命中的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實踐也帶有相當的人為性，其結果卻被梁所稱讚不已，而這等於挑戰了梁漱溟1981年關於晚期毛的批評、理解邏輯，說明梁的前後歷史解釋邏輯中存在著自相矛盾；另一方面，1981年梁的這一簡化解釋妨礙他通向更能帶出認知貢獻的解釋努力，就是他本應該更深入地分析：毛晚年的階級鬥爭設計所以產生梁所反感的結果，比毛是人為在製造階級鬥爭更有力的批評，應該是討論毛在晚年強調階級意識、階級鬥爭的同時，並沒有像他當年那樣，使其與其所置身的意識－實踐－歷史－社會結構更富靈感地配搭，從而更具建設效能，同時使其歷史－社會－觀念－政治破壞性減至最低。
（下期續，本文作者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