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面對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快速流動帶來的矛盾，訴諸主權國家疆界與加強當中的自我與他者劃界，往往成為上至政府小至個人最樸素直覺的防衛模式，香港從「反送中」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下香港防疫措施的混亂，既反應了中港關係的複雜與當中的矛盾，疾病的監控防衛也將這樣的劃界變得可見。本文作者蘇哲安（Jon Solomon）現為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教授，曾於台灣與香港研究與教書，批判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正草案」運動如何繼承了殖民－帝國現代性的問題，並指出其如何再次強化主權的劃界，在此之下，所謂「自由」下所隱含的一種本質上具有人種優越感（speciestic）的未來想像，悖反地又將自身「封鎖進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所必需的那些圈封的國家或區域，遭受前所未有的奴役」。當代社會運動以左翼民粹主義強調擴大連結並作為回應右翼民粹，但該文也提醒了，所謂擴大連結的基礎往往又落回既有世界秩序的劃界區分，而疫情爆發，也考驗著如何超克主權劃界常常成為簡便的回應問題方式（例如，歐洲出現的種族歧視、防疫管制上常針對國籍而非旅遊接觸史的問題）。原文發表於Critical Legal Thinking。感謝作者提供中文精簡翻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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