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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湯普森:不滿的左翼與「活生生的歷史」

EP湯普森:不滿的左翼與「活生生的歷史」
◎程祥鈺

 

【編按】本文為《理論的危機:EP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後英國政治》一書介紹。該書是英國左翼思想家EP湯普森的思想評傳,從湯普森的個人歷史、政治形勢以及和同時代思想家的分歧,展示了一個強調積極「介入」現實政治、批評教條主義思想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形象。從湯普森貢獻的思想資源、以及以他為圓點的「活生生的歷史」,我們得以思考理論的限度和介入現實政治的可能性。本文轉載自2019/01/17保馬

 

《理論的危機:EP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後英國政治》,斯科特‧漢密爾頓著,程祥鈺譯

 

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們而言,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似乎是一個隨著20世紀的遠去而愈發模糊的名字。EP湯普森被譯成中文的兩部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誕生》和《共有的習慣》在史學研究領域仍被視為經典,但相較而言他在 20 世紀中後期的左翼政治鬥爭和社會運動中的奮力前行則越來越不那麼為人熟知。這種被部分地遺忘的命運必定會令湯普森十分沮喪和無奈,因為他一向將介入現實看得更為重要,或者至少是與學術著述同等重要。話說回來,湯普森從來不會對沮喪和孤獨感到陌生,可以說這種感受陪伴了他整個生涯。這貌似與湯普森激情昂揚地投身於各種政治運動、演講辯論、社會活動、著書立說和評論訪談中的公共知識分子形像有所矛盾;但事實是湯普森自己曾親口說過,即便是在因歷史研究而獲得空前聲譽的時候,他依然覺得自己是一個被孤立的人,彷彿生活在一頂帳篷裡,而寫作和介入政治是他嘗試走出帳篷的努力。我們不難理解,這頂帳篷是冷戰鐵幕的一個縮影;但更不應被忽視的是,帳篷所隱喻的常常是湯普森和他的同路人之間耐人尋味的隔膜。新西蘭學者斯科特 ‧漢密爾頓的《理論的危機:EP 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後英國政治》是一份湯普森的思想評傳,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清晰地觸摸到湯普森所堅持的一系列內在信念,同時也得以更為完整地檢視這些信念是如何令湯普森與同一時代中的論敵乃至同路人們發生齟齬,而這些不斷的論爭與介入又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 20 世紀後期的英國政治和思想世界,直至今日。

 

身處矛盾之中

《理論的危機》將湯普森始終身處矛盾之中,同時也不斷挑起矛盾的特點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些矛盾包括了湯普森身份與自我定位的複雜,他與歷史陰霾的激烈對抗,以及他與周遭之人的衝突紛爭。湯普森以傑出歷史學家的身份受世人景仰,但他卻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詩人(儘管他的詩歌才華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成為歷史研究者其實是一個偶然;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徒,但又是1956年退出英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中的重要一員;在他的推動和領導下,英國新左派作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但他又幾乎是從這場政治運動誕生之初就扮演著分裂者和矛盾製造者的角色;他是當時各類左翼和社會主義刊物翹首以盼的優秀作者,但又是讓眾多編輯們(其中包括一些老朋友)咬牙切齒的爽約者和拖稿狂;他是眾多青年心目中的思想偶像,但他恐怕也是和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發生衝突最多最激烈的前輩;他支持華威大學的學生們對抗學校,但當1968年的學生風暴襲來時,他卻稱這場運動是闊少們的遊戲。作者漢密爾頓並沒有滿足於僅僅是為這些纏繞的矛盾補全一些史實線索,而是深入挖掘了某些一致性的內在動因。漢密爾頓借鑒英國哲學家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理論模型,歸納出湯普森一生堅持的五點信念,將它們稱作湯普森思想的「硬核」。當這些「硬核」信念與現實的風暴發生劇烈衝撞時,湯普森的思想便會衍生出一些相較而言或靈活可變或乾脆是臨時性的「軟核」觀念,用來捍衛內在的「硬核」,而捍衛的方式除了辯護,有時也可能是妥協或迂迴。通過這一框架,漢密爾頓盡可能地在解釋湯普森思想歷程的諸多複雜矛盾之處的同時,為我們呈現其一以貫之的內在核心。

 

三個湯普森

家庭的影響對湯普森思想「硬核」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相關章節也是《理論的危機》的一大亮點。與同時代的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這些左翼知識分子不同,湯普森並非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愛德華‧約翰‧湯普森是一位衛理公會派的傳教士,曾長年在印度生活工作,回國後憑藉對印度和泰戈爾的研究成為了牛津大學的一名講師。但老湯普森並不屬於高高在上的知識精英群體,他出身貧寒,求學艱難,所研究的領域也較為邊緣,在牛津大學謀求穩定合同的過程更是一波三折。老湯普森親身經歷了英國對印度的殘酷殖民統治和一戰的血雨腥風,個人的挫敗與文明的危機在他的內心成為了一體的兩面。老湯普森對英國社會現實的幻滅感無疑帶給了兩個兒子一種批判性的立場與視角。雖然身為自由主義者的老湯普森對左翼政治抱有很大的懷疑,但他對英國的歷史與文化中的積極價值(正是這些內容構成了他批判當前世界的參照系)的肯定深刻地影響到了小兒子EP湯普森。在小湯普森看來,英國的歷史與文化中包含著可貴的激進政治的思想與實踐資源,它們是自下而上的鬥爭的產物,對於今天的現實世界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觀念正是漢密爾頓提出的湯普森的五個不容動搖的思想「硬核」之一。

如果說父親是 EP 湯普森需要長久對話和磨合的一個坐標,哥哥弗蘭克‧湯普森則像是一個永恆的燈塔。英年早逝的弗蘭克從小精力充沛,才華橫溢。他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加入了英國共產黨,並以巨大的熱情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戰爭中去,直至犧牲。在湯普森的記憶中,弗蘭克從來就不是為了斯大林主義指揮下的官方宣傳而去參戰的,相反他是這些思想教條的勇敢挑戰者。當莫斯科方面還在將這場戰爭定義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內戰而禁止共產黨員參戰時,弗蘭克就已經用詩歌袒露過心聲:這是一場文明的浩劫,我們必須親自從法西斯手中拯救這個世界。在弗蘭克這一批人看來,如果說法西斯是末世洪水的話,共產黨就是20 世紀的諾亞方舟。在弗蘭克的身上, EP 湯普森真正看到了人的意志對理論教條和 「歷史限度」的超越,看到了人作為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可以說,弗蘭克正是小湯普森口中1936-1946 這 「英雄的十年」的完美代表,是以強調主觀因素的唯意志論來顛覆斯大林主義的抽象的「客觀」教條的絕佳範例。「英雄的十年」的啟示也成為了湯普森最為重要的思想「硬核」。

 

「英雄的十年」與《理論的貧困》

對於湯普森來說,「英雄的十年」不僅是自己和哥哥共同與法西斯奮戰的十年,更是英國乃至歐洲的左翼力量得以突破斯大林主義的束縛,建立起廣泛的人民陣線,從而描繪出一種左翼政治的積極可能性的十年;當然,也是這種圖景最終被機械抽象的和沙文主義的理論教條和意識形態所摧毀的十年。漢密爾頓有意向我們凸顯了這段歷史印記對湯普森的塑造,同時也向我們揭示:湯普森在左翼內部一生的敵人,就是斯大林主義。湯普森對英國歷史文化中激進傳統的挖掘,對自下而上的工人階級歷史的研究,對 「活生生的」「能動的」人的歷史的重視,都是用來回應後者的經濟決定論、 「基礎與上層建築」等抽象理論。通過追踪湯普森的著述,漢密爾頓連綴起了湯普森以自己的信念和論爭來重新思考馬克思的學說和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這一過程必然伴隨著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爭執,而引發湯普森警惕的,往往是他在對手身上發現的斯大林主義的影子。這種敏感與警惕常常使得湯普森表現得非常好鬥,甚至有些難以理解。湯普森對法國哲學家阿爾都塞的批評也不例外。

湯普森以《理論的貧困》一文批評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學說,是20世紀70年代的重要思想事件。這是湯普森對這位被尊為 「巴黎雄鷹」的思想家及其英國門徒們的一次宣戰。漢密爾頓這本書將這場論爭作為組織全書的核心,其書名《理論的危機》顯然也脫胎於此。作者對《理論的貧困》的文本進行了細讀,對其中諸多著名的難題都有所分析,如湯普森此文的語言風格、內部邏輯、關於馬克思學說的探討、「人道主義」與「結構主義」的交鋒等等。《理論的貧困》是一篇很難處理的長文,結構顯得鬆散,邏輯線索也很怪異,而語言又頗為「詭譎」。漢密爾頓抓住的破解點,是湯普森將阿爾都塞稱作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這是一項令人頗為錯愕的指控。不僅當時的回應者們(如湯普森所謂的「阿爾都塞門徒」佩里‧安德森、湯姆‧奈恩等)紛紛表示抗議,就連漢密爾頓自己也並不十分認同這一說法。但漢密爾頓通過將分析延伸到50到70年代湯普森的一系列經歷和論述,更為充分地還原了湯普森寫作的 「歷史現場」,使我們能夠在更為開闊的視野中理解湯普森的意圖。

在漢密爾頓看來,與《理論的貧困》一同收在同名文集中的另外 3篇文章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它們也構成了湯普森走向這場論爭的路徑。《在鯨腹外》一文強調了詩歌「介入」現實的重要性,而文章的主要討論對象奧登(也包括奧威爾,雖然漢密爾頓對此並不完全同意)後期轉變的根本問題恰恰是從「介入」轉向了「無為」,由對現實的把握退入到抽象的宗教玄思之中(湯普森稱之為向北約主義意識形態的屈服)。《英國人的獨特性》展現了湯普森以具體的、活生生的歷史來對抗抽象的理論框架的決心。《致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開信》批評了科拉科夫斯基對馬克思學說的簡單抽象的,甚至是漫畫式的描繪。這些對具體歷史與復雜現實的抽象化,都屬於湯普森眼中的斯大林主義的範疇。這些特徵似乎都能夠在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學說中找到,因此它就和湯普森的其他一些批評對像一道被歸為了「理論中的斯大林主義」。另一方面,70年代湯普森的美國和印度之行也對這場論爭有著潛在的影響。湯普森在匹茲堡大學任教期間,對歷史學和社會學中興起的計量經濟學、實證主義和其他一些現代化理論產生了極大的反感。這些將人排除於歷史之外的「客觀」科學明顯地與湯普森所堅持的自下而上的,強調人的主體性的歷史學相衝突。在他看來,這些抽象化的科學和理論與斯大林主義看似分屬不同的冷戰陣營,卻有著共同的本質,都是強權大國的意識形態附庸。漢密爾頓認為,因為在阿爾都塞那裡看到了那種排除了人的主體性的,宣稱為「客觀」「科學」的理論,湯普森產生了更為強烈地捍衛自己的歷史研究方法與理論的衝動,乃至於認為左翼的(阿爾都塞)和右翼的(帕森斯)「結構主義」共同存在著「深刻的社會學上的保守性」。漢密爾頓還將湯普森的「極端化」與其身處的歷史的緊迫感聯繫到一起。北約在英國部署導彈所強化的核危機問題,印度之行中目睹的蘇聯對英迪拉‧甘地政府暴行的幕後支持,都使得湯普森強烈地感受到冷戰意識形態的巨大威脅,從而也使得他對任何在他看來與這種意識形態有著同構關係的理論學說充滿了憤怒。

通過靈活地穿插處理各種史料和文本,漢密爾頓提供了一種歷史化的對《理論的貧困》的解讀。這也是全書非常突出的風格。同時,借助新發掘的史料和大量當事人訪談,在充分的互文和互證中,湯普森的思想生涯也得到了更為歷史化的詮釋:他的持續的不滿,來自於對 「英雄的十年」中獲得的信念和政治願景的堅守,和對不斷變動、危機四伏的現實世界的反思與對抗。漢密爾頓還提示讀者,21 世紀的歷史在樣貌上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往日的危機就此一併勾銷,並不等於諸多深層次的問題不復存在。今日的世界依然背負著往昔的債務,同時也蘊含著新的潛能。正因此,我們依然可以從始終立足於 「活生生的歷史」之上的EP湯普森那裡學到很多。

 

發佈日期:2019/01/22

【重新思考民主論壇】解讀習近平,解析兩岸大未來

【重新思考民主】論壇系列
解讀習近平,解析兩岸大未來

2019年肇始,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四十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談話。「習五點」引發台灣內部重大波瀾,民進黨政府嚴詞回應,兩岸更加劍拔弩張。與此同時,2019年,也是作為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簽署四十周年。美國總統川普趕在2018年最後一天簽署了《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強化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全面性的戰略部署,增進美國的區域影響力,民進黨政府對此表示高度歡迎。於今,中美貿易戰火持續延燒,台灣究竟要如何自處?要如何正確解讀習近平四千多字談話的內容?如何探測台海兩岸未來發展的方向?我們邀請大家來一起展開辯論。

時間:2019年1月26日(週六),下午14h-17h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B會議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

主持人:林深靖 (新國際)

引言人(依筆畫順序):

朱高正(前立法委員)

林濁水(前立法委員)

黃光國(國家講座教授、民主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楊開煌(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簡永松(喬美 / 喬安公司董事長)

主辦:

新國際 (http://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

民主文化基金會

聯絡:【新國際】0952059011 鄭亘良

參考文章:台灣問題與情緒管理
http://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4231

台灣問題與情緒管理

台灣問題與情緒管理
◎林深靖

 

【編按】先前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會發表談話,不意外地蔡英文也提出「台灣共識」作為回應(也需要透過相對於「九二共識」的政治修辭基礎上),透過喚起國族/統獨/民主的焦慮,稍稍替自己與民進黨轉移了內政的諸多問題與拉高此次選舉大幅下降的民氣。今日蘇貞昌接任新內閣,2020年台灣將又迎來另一次的總統大選,無論新內閣還是未來的領導人,都越來越無法迴避兩岸關係以及中美戰下的台灣問題,「台灣問題」勢必是下次大選的主議題之一與政治動員的籌碼,如何思索面對兩岸關係呢?當「民主協商」的橄欖枝已伸出時,左翼的力量又如何把握一條道路接住呢?本文再次提醒了所謂「台灣共識」、「台灣價值」之下台灣依附美國的問題與危機,或許是最基本的認識問題與思索方向的起點。原文載於2019-01-08獨立評論@天下。作者林深靖《新國際》主編,INTERCOLL(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國際知識集體)亞洲連絡人。

「告台灣同胞書」的圖片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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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無產階級」的反動

「流氓無產階級」的反動
◎梁寶龍

 

【編按】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諸多政治名詞如「生命共同體」、「新台灣人」,到近年來的「台灣共識」,又或者至「全民」、「人民」等,皆試圖以全稱的名詞來建構與召喚集體的認同。然而,這些政治的修辭能指究竟所指為何?全稱式的名稱總是會畫出政治的敵我界線,以特定人作為理想的主體,並區分出不合格與需要被排除在共同體之外的人。本文原標題為〈試解釋流氓無產階級一詞〉,原係批判香港對於工人階級等名詞的教條使用、誤用或挪用的問題,進而希望能夠透過整理相關文獻釐清這些名詞的內涵,並指出了「無產階級」與「流氓無產階級」的分別,以及「流氓無產階級」對於階級革命的阻礙。對照於今日台灣政治,其意義同時也是提醒了訴諸人民意志下的可能反動。作者梁寶龍致力於工人歷史研究,感謝作者供稿若有興趣與作者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至:leungpolung@gmail.com

 

試解釋流氓無產階級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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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澤東的工運實踐談工學結合

從毛澤東的工運實踐談工學結合
◎梁寶龍

 

【編按】北大馬會與其他高校學生聲援工人運動,但日前北大馬會面臨被改組。在台灣積極實踐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近日也面對了學校企圖不當停招。雖然這兩個事件的緣由起因不同,但是皆凸顯了今日高等教育的諸多問題。本文作者梁寶龍從事工運相關歷史研究,從毛澤東深入礦工基層的經歷談工學結合同行的實踐與精神,聲援現今支持工運的高校學生,更提醒了我們教育知識站在群眾、並進行啟蒙與組織的意義。感謝作者投稿,原標題為〈從毛澤東的工運實踐到佳士事件〉,寫於2018年12月29日。若有興趣與作者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至:leungpolu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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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知識階級

關於知識階級
◎魯迅

 

【編按】今日是2019年的第一天,2019年也是五四運動一百年,一百年前的知識份子與青年們掀起新文化運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而魯迅先生是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魯迅先生曾於1927年於上海勞動大學演講他對於「知識階級」的思考,批評特權的知識階級,並提出「真的知識階級」應站在平民的一邊,作永遠的批判者,以及將思想運動轉為實際的社會運動。回顧2018年一整年,或許魯迅先生的提醒仍是新一年的參考。該文最初發表於1927年11月上海勞動大學《勞大周刊》第5期,是魯迅在該校講演的記錄稿。由黃河清記錄,發表前經過魯迅校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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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半殖民地國家的宗教意識

聖誕節:半殖民地國家的宗教意識
◎吳承仕

 

【編按】聖誕節剛過,1872年的平安夜,上海《申報》第一次報導了「耶穌誕日」,也從此開始了聖誕節在中國的傳播發展。1936年,吳承仕先生署名孫之桓,在《時代文化》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三七)上,思考了聖誕節在中國如何作為「半殖民地化的意識形態之一」。本文轉載自2018-12-25保馬

 

民國時期的聖誕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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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起義:諸眾如何成為階級?

法國起義:諸眾如何成為階級?
◎Antonio Negri(帕多瓦大學與巴黎第八大學政治科學教授)
Zackary Chang 譯

 

【編按】提出「諸眾」的作者之一Antonio Negri認為法國黃背心運動的「諸眾」正以「暴力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新的苦難」。然而,他也指出,這場行動的真正阻礙在於馬克宏已經除去所有中介實體與公民間的直接關係,而這些關係無法重新建立;他並批評左派試圖「工具化」運動的問題。最後Negri延續其「諸眾」的主要論點,提醒如何讓運動右傾的趨勢轉變為一個「階級」(class),在於「諸眾」能形成自治組織,形成反權力的新的團結形式,不被政治體系中和。本文轉載自隨手亂翻譯原文請點此

 

法國起義:諸眾如何成為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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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岬角漁村在戰火蔓延時:我看《二十四隻瞳》

【影評】岬角漁村在戰火蔓延時:我看《二十四隻瞳》
◎蔡志杰(高雄市人民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會研究員)

 

【摘要】《二十四隻瞳》這部作品所關照的是,日本戰前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下,24隻黑眼珠的成長歷程。男孩所面臨的,主要是長大之後必須上戰場去效忠君國、「光榮戰死」的困境;女孩則因為家中經濟因素與家庭期待,也各自有著生計去向的問題。這其中隱含著的,筆者我覺得是女性的自立與自主的課題,擔任敘事視角的大石久子,本身就是一個範例。

 


 

「要保重身體喔。」老師接著又壓低音量說:「不要光榮戰死,要活著回來喔。」

──小石老師在學生即將出征時的臨別話語

 

昭和三(1928)年春四月,櫻花綻放的學年初始,剛從師範科畢業的大石久子,來到瀨戶內海上小豆島一間小學分校一年級任教。從大石居住的村落到分校,差不多剛好是沿著一個海灣而行,一座海岬從小島伸出包圍住海灣,分校就位於海岬尖端的漁村,大石居住的獨立大松村子,就這樣隔著海灣與分校對望,搖船可以對角線直達,從陸上走則要繞彎有八公里遠。因為有段距離,大石特地買了一輛新的自行車代步,又配上媽媽用舊和服布料剪裁成的洋服以方便踩踏活動。

就在一個多月前,日本剛舉行第一次全國性的國會普選,25歲以上的男子都有選舉權(女子的選舉權則要到戰後的1947年),但在更早之前的1925年,壓制反對言論與結社活動的《治安維持法》就已開始施行。此地窮鄉僻壤,「文明開化」的氣氛顯然還隔著很遠,當大石一大早著洋服腳踏著自行車,輕快穿越漁村向眾人道早安時,被保守的村民視為離經叛道般議論,認為她太過顯眼招搖。但小學生們看到女老師騎車的俐落模樣,卻忍不住讚嘆她是漂亮的摩登姑娘。一年級這一班共有12名學生、7女5男,所以是24隻黑眼珠。這就是《二十四隻瞳》故事一開始時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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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能改造世界嗎?──亞際民眾戲劇的反思

劇場能改造世界嗎?
──亞際民眾戲劇的反思
◎鐘喬

 

【編按】自1990年代初始,台灣的民眾戲劇便以「召喚革命記憶」為其創作核心。那麼,在後革命時期,如何能夠喚起這樣的一種記憶或想像呢?或者說,在劇場這個特殊的「對話」場域中,是否可能找到一種「階級意識」,發現一個革命主體,以最終改造世界呢?在鐘喬老師看來,劇場確實能提供另類的觀點與行動,但卻不能立即轉換成對現實的改造。在它反應或「撞擊」著日常生活的同時,它還不斷地朝向共同體的方向,無論是實質抑或像徵層面,挑戰著劇場參與者對於共構一處有別於固態空間的「流動場域」的可能性。本文轉載自2018-11-25保馬,感謝鐘喬老師授權。

 

2003年,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街頭演出–阿拉的天空。(差事劇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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